读了约翰福音后，蒋梦麟开始了解基督教所宣扬的爱的意义。蒋梦麟认为，如果撇开基督教的教义和教会不谈，这种“爱敌如己”的哲学实在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如果一个人真能爱敌如己，那么世界上也就不会再有敌人，再有战争，再有毁灭了。
“你们能够做到爱你的敌人吗？”教授向全班同学发问，没有人回答。
“我不能够。”一直像小狗一样尖起耳朵谛听别人讨论的蒋梦麟终于开口说话了。
“你不能够？”教授笑着反问。
接着，蒋梦麟引述了孔子所说的“以直抱怨，以德报德”之类的话作答。教授听了之后插话说：“这也很有道理，是不是？”同学们并没有愿意回应。下课后，一位年轻的美国男同学走过来拍拍蒋梦麟的肩膀说：“爱敌如己，吹牛！是不是？”
读了奥里留士的著作后，蒋梦麟认为他的言论很像中国宋代思想家。奥里留士沉思默想的结果，发现理智是一切行为的准则。蒋梦麟认为，如果把奥里留士的著述翻译成中文，并把他与宋儒相提并论，很可能使人真伪难辨。
面对欧美思想与文明，蒋梦麟总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办法。根据过去的经验，利用过去的经验获取新经验也就是获得新知识的正途。譬如说，如果一个小孩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我们可以解释给他听：飞机像一只飞鸟，也像一只长着翅膀的船，这样，小孩就应该能够理解飞机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一个小孩根本没有见过鸟或船，使他了解飞机可就不容易了。所以蒋梦麟认为，一个中国学生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也只能根据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便愈易。根据这个推理，蒋梦麟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彻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完全白费，他现在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教授的启发下很容易理解西方思想和文化，能够很容易地吸收、消化这些西方思想，完全是当年在国内刻苦学习中国文化的结果。蒋梦麟由此建立了学习的信心，甚至由此确定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定位，那就是找出中国究竟缺少什么，然后再向西方吸收中国所需要的东西。这个观念的确立，是蒋梦麟留学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他的自信心大增，减少了羞怯，目标明确，前途也就显得更为光明。
目标明确，信心大增，使蒋梦麟对学问更有如饥似渴的激情。他选修的课程非常广泛，包括上古史、英国史、哲学史、政治学，甚至译成英文的俄国文学也使蒋梦麟如醉如痴。托尔斯泰的作品使他爱不释手，尤其是《安娜·卡列妮娜》和《战争与和平》。
课堂之外，蒋梦麟参加过许多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的公开演讲会，听过桑太耶那、泰戈尔、大卫、斯坦、约登、威尔逊（当时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等学者以及美国现任总统塔虎脱（Taft, William Howard，1909~1913年在任）和卸任总统老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在任）等政治家的公开演讲。这些演讲极大开阔了蒋梦麟的视野，使他对科学、文学、艺术、政治和哲学等众多学科建立浓厚的兴趣。
西方学术训练使蒋梦麟的认识获得空前提升，尤其是他处处进行中西对比，使他较一般中国留学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文明的长处和短处。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可能过于褊狭，但是在这种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包罗万象，有如百科全书，这种表面褊狭的教育，事实上恰是广泛知识的基础。蒋梦麟个人对知识的兴趣很广泛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训练的结果。中国古书包括各方面的知识，例如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军事外交等，事实上决不褊狭。古书之外，学生还接受农业、灌溉、天文、数学等实用科学的知识，可见中国传统学者绝非褊狭的专门家，相反，他们具有学问的广泛基础，其知识构成可能远比西方学者的知识范围要广泛得多。优秀的中国学者一定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却不像西方学术分科之后的专门家只能讨论自己研究过的那个一亩三分地。只是中国学者对知识的追求几乎始终限于书本，而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则与中国学者明显不同。所以，中国学者如果能够克服局限于书本的狭隘毛病，那么凭借中国人的学术积累一定能够取得更多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