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特别谈到乌兰夫“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从而首次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日本投降后，内蒙古地区成立了所谓“内蒙古共和国”，领导人全部是伪满和封建上层，但是这个“共和国”具有一定欺骗性，并且得到了国际上某些方面的认同。中央委派父亲去解决这个不但具有危险性而且相当棘手的重大问题。
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母亲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有一次，母亲带了一双幼小的儿女，对方有着武器精良的军队，战车隆隆，刀枪森森，整日在中共代表的住地前示威。母亲忍不住对父亲说：我们死了不要紧，孩子还小，怎么办?父亲当即回答说：死了也是值得的!母亲泫然。
后来母亲对我不止一次谈起这些往事。她说：你父亲的几次决定，都使我掉了眼泪。但是我还是同意了他的决定。直到我长大成人，我才能真正理解母亲的心境和牺牲。父亲的一生充满惊涛骇浪。他曾说过：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舍生取义。一生之中，他不但要在生与死中做抉择，也要在情与义中做抉择。母亲作为一位妻子，一位慈母，也许这些抉择使她柔肠寸断，但她毕竟无条件地理解了父亲的思想和境界。她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新内人党”冤案。当时父亲正在囚禁中，与世隔绝，毫不知情。他身边只有一只随身的小收音机，从偶尔得到的信息中，他猜度出内蒙古发生了重大而荒谬的冤案。这时他突然得到通知，中央派人与他谈话。他知道这是身处荒山峻岭之中惟一能和毛泽东、周恩来转递信件的机会。父亲连夜伏案给毛、周二人写信，力图澄清此案，避免无辜者受牵连。这时父母也知道我们几个孩子都已下落不明，几年以来惟一能证明我们尚在人间的一张小收条(证明收到生活费25元)已经中断，母亲夜不能寐，一头黑发全白了。她要求父亲趁此机会也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请组织上协助查找孩子们的下落。但是父亲坚决不允。他认为这会分散毛主席与周总理对他澄清“内人党”信件的注意力。他对母亲说：“一场冤狱下来，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屈。你有儿女，这些人谁无儿女？孰轻孰重你要掂清楚。”母亲含泪，又一次同意了父亲的做法。父亲复出后，在中央的支持下，平反了“内人党”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冤案，这已经是后话。
母亲曾经这样评价：“你的父亲虽然宽厚，但他在原则问题上，对我，对所有的亲属，包括对他自己都是一样的：永远不会让步。”母亲患重病之后，北京医院的医生曾再三劝父亲去广东休养，这样母亲可以同行。父亲说：去广东没有工作，兴师动众的，国家又花钱，不好意思。母亲此时已经失语，坐在旁边，连连点头。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父亲不是那种舍弃一切去保护自己和家人利益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想，世界上幸亏还有这样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