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建勋是出生在冀东平原的农家子弟，而母亲陈舜英则是生长在八闽重镇福州的大家闺秀。母亲的家庭是福州的名门望族“螺江陈”的后裔，祖上数代分别为乾隆、道光、咸丰年间的举人或贡生，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我的外曾祖母林氏是民国初年社会名流林长民的妹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和林尹民都是她的本家堂弟。我的外祖母方氏是另一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方声洞的侄女。
母亲幼年丧母，童年随父进京，后来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后，她先后放弃了留校任教和到美国深造的机会，毅然投身革命，在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寻找党组织。1937年8月，母亲在山西太原经李葆华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母亲在太行根据地时，曾任中共太行区党委妇委书记兼妇救总会主席。解放后，她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兼省妇联主任、中南局妇委书记兼中南局妇联主任、全国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后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妇委书记。自五十年代起，她就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当六十年代初父亲调到河南工作后，由于母亲的身体不好，为了不影响全省妇女工作的开展，特别是考虑到当时河南党内的复杂状况，父亲就与母亲商量，让她干脆辞去省监委副书记的职务。母亲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彻底离职休养了。
大约是在1939年前后，在一次太行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上，父亲与母亲初次见面。1940年，父亲和母亲在太行根据地结婚。此后几十年，父亲与母亲二人相亲相爱、互敬互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直至生命的尽头。
在日常生活上，父亲与母亲始终关爱体贴。我清楚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家里饭桌上难得见到肉菜。偶尔有一小碗红烧肉，他们除了给爷爷、奶奶夹外，两个人常常是你夹给我、我夹给你的。父亲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吃米饭喜欢吃软的；而母亲是南方人，喜欢吃硬一点的米饭。两个人时常互相迁就，都说想吃对方口味的饭菜。家里来了客人，如果不是老战友、老熟人，父亲只会叫一声“陈舜英”，母亲就从后面屋里出来与客人寒暄两句。如果来的是老朋友，或者没有外人的时候，父亲就变得像年轻人似的，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小）冬妈、（小）冬妈”地喊个不停。此时的母亲，经常是面带着尴尬而羞涩的微笑，从我们身边走过，迎上前去。
在我小时侯的回忆里，对母亲的印象要比对父亲的印象多许多。我打小身体就很弱，老是生病，学说话挺早，过了一岁还不会走路，再大点总算能走会跑了，却经常被小伙伴欺负。叶帅的小儿子比我大不了多少，他轻轻一推，我就是一个大跟头。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让我单独睡一张小木床，亲手教我洗自己的小手帕、小袜子。我做针线活儿的基本功，最初就是母亲手把手教会的。刚开始，她补袜子、钉扣子，就故意叫我帮她穿针引线，慢慢地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大约是我到了五六岁时，母亲经常因病卧床，但她还会坚持着给我和邓子恢伯伯、霍泛叔叔的孩子们讲《西游记》，唱红军时代和抗战时期的歌曲。我们这些小伙伴围坐在床边，听得津津有味，学得咿咿呀呀。刚上小学时， 我上课不专心、爱说话，母亲参加家长会后，就认真地找我谈了一次，告诉我要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听老师的话。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转变了。等我都上了小学三年级，夜里还时不时尿床，尤其是到了夏天。母亲急得不行，晚饭后，她带着我上街，沿路问、沿路找，走了很远很远，终于从路边小贩手里买到了偏方小药，其实就是一种生活在水里的黑甲虫，好像叫什么水虱的。小贩用五香盐水煮熟了，就用报纸包着卖。挺好吃的，而且非常灵验，没吃几次我就再也不尿床了。一直到我好大了，母亲都坚持戴着花镜给我剪指甲、掏耳朵。她老说我小，弄不好会出事。我知道母亲疼我。其结果就是等到我自己有了女儿，也全部继承了下来母亲的做法，像她老人家当年一样，我一不让“妒忌”的妻子插手、二不顾渐长的女儿反对，执拗地坚持着为女儿剪指甲、掏耳朵。而每当那一刻，对母亲怀念感恩的无尽热流，就会在我的心中升腾奔涌、久久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