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放寒假，爸爸带着我们去了上海。他曾对妈妈说过，之所以不愿意去广州，一来因为他是病号，会给当时在那儿开会的中央领导增加麻烦；二来上海是他出生入死战斗多年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上海的同志邀请他时，他便欣然而来了。这里还有一个因素，他希望能让我们也受到教育。
在火车从浦口过长江的轮渡上，爸爸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讲起了故事。他告诉我们解放前，国民党高官坐的火车包厢叫作花车，他在特科工作时到天津出差所坐的那列火车就挂上了这样一节花车，而花车的主人就是他黄埔的老熟人钱大钧，他躲来躲去还是被他发现了，几经周旋后终于脱险。他曾下决心要和他的这些黄埔故旧最后在战场上决高低，他做到了。火车正开向上海，勾起他往事思绪，这次他又给我们讲了东征时救蒋介石的那一段和后来蒋介石在南昌向他劝降的故事。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给我们讲的最长的一次故事。
在上海，他要我们去“大世界”开开眼界，给我们讲什么是旧上海花花世界，什么是冒险家的乐园；他还带着我们去外婆家，也要我们了解上海普通劳动人民是怎样生活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敌伪时期的监狱。那阴森森的水牢、可怕的地牢深深的震撼了我，世上居然还有这样残酷的地方！
那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住在丁香花园时，他一直要市委的同志降低伙食标准。当妈妈从院子的草地里找来野韭菜来做菜，爸爸可高兴了，一边招呼着大家吃菜，一边和妈妈一起给我们讲延安大生产的故事。直到今天我似乎还能闻到那野菜的清香和感到那乐融融的气氛。
后来妈妈告诉我们，正是那会儿，他曾多次对她讲，说我们还小，还不了解他们的过去，要她多给我们讲讲他们是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坚持要为他伤痕累累的两腿拍照，说这也是他的遗愿，要让我们记住他革命历程的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