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语言学、人类学方面的社会调查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中，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地位是平等的。傅斯年之所以将二者置于同一个研究所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认为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良好研究传统而当今又比较落后的学科，均可以用科学的治学方法加以改造、扶植和培养。其二，他认为语言学和历史学关系至为密切。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强调说，语言文字之学是读一切书——当然也包括历史书——的门径。后来他在欧洲用力研读比较语言学，也有借此以治历史学的想法。他生平最自负的著作《性命古训辨证》，便使用了由语言学入手，进而讨论思想史诸问题的方法。虽然语言组的工作不像殷墟考古发掘那样举世瞩目，但也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就。傅斯年毅然摆脱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方法的束缚，抛弃章太炎的权威，聘请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语音学专家，用科学的工具、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语言学。
在史语所迁台以前的20年里，语言组的学者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语言和方言的调查。其中比较重要的，在汉语方面，有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等省的全省性汉语方言调查。在少数民族和其他语言方面，有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僮侗语、苗瑶语、藏缅语的调查。主持这些调查的赵元任、李方桂，参加调查的丁声树、董同和、吴宗济、张琨、杨时逢等，都是很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们所调查的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汉语方言，和龙州土语、武鸣土语、莫话、水语、么些话、西藏口语等非汉语的材料，都已有专书出版。语言组还在南京的北极阁建立了语言实验室，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各地语言进行分析。中国语言学的崛起，也曾使外国的语言学家咋舌，这成绩自然应归功于研究所的语言学家，但傅斯年的领导、规划之功不可抹杀。
史语所的人类学组虽然成立较晚，但取得的成绩也很突出。史语所人类学组的前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曾先后在我国东北、西南边疆地区对各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史语所人类学组建立后，因东北沦陷，于是将调查的重点转向了西南地区，于1934年举行了云南民族调查，1935至l936年，利用参加中英会勘中、缅南段边界的机会，又对该地区各少数民族进行了调查。抗日战争期间，史语所迁播于大西南，其人类学组之调查亦遍于西南地区，先后进行过贵州、四川、西康的少数民族调查，昆明北门外之人骨发掘。为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该组在体质人类学方面出版了人类学集刊二卷，山东人类体质研究、亚洲人种初步分类、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等研究报告。在文化人类学方面，则有广西凌云徭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的调查报告，台湾番族原始文化、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等多种著作出版。同时对安阳出土的殷周时期人体骨骼进行了研究。所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史上，无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研究工作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遵照傅斯年提出的“扩张研究的材料”的宗旨，史语所的学者们努力搜求整理新材料，地下埋藏的甲骨、金石、陶瓷、竹木的文字刻辞及实物，地上遗存的古公廨、古庙宇、其他古建筑、雕塑绘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物、制度、风俗、观念、信仰，各地的方言、方音，群经旧籍、档案、方志、笔记、小说、戏曲、诗文、宗教典籍等等，统统被当作研究资料予以搜集整理，为历史学、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第二，开拓了广泛的学术领域。史语所的学者们致力于使用新工具、新方法研究新材料，破除了千百年来由文献到文献的传统学术研究方式，开辟了历史学、史料学、文献学、考古学、甲骨学、简牍学、古器物学、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语音学等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第三，培养了优秀的学术人才。傅斯年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李方桂、董作宾、徐仲舒等著名学者领导、参加各组的研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同时注意培养年轻学者，夏鼐、张政烺、胡厚宣、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陈乐素、陈述、劳干、严耕望、全汉升、凌纯声、丁声树、陈槃、傅乐焕、杨志玖、何兹全、马学良等，年轻时都曾在史语所工作过。他们成为蜚声中外的学问家，与史语所的培养不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中华民族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