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是自由主义在北大迅速传播的时期。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新文化运动，将其培养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知识分子的导师是胡适。胡适与傅斯年就自由主义思想而言，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可以说，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受胡适的影响，但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发展。傅斯年曾自述他与胡适思想的联系与区别，他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1］就他们两人一生的思想与行为而论，这种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傅斯年与胡适的社会政治思想包含的内容都相当广泛，难以全面叙说，这里只就个性独立和社会改造思想略加叙说。
胡适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压抑个性，摧折个性。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对专制社会摧折个性进行了分析和抨击，说：“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就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2］胡适把专制社会摧折归于道德的范畴，因此他对专制的摧折个性仅仅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而要青年人反对专制社会的道德束缚，发展个人的个性。他强调，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很显然，胡适在批判专制社会摧折个性的同时，努力要求青年人接受自由主义，发展自己的独立人格。他曾比喻说：“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国家社会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1］胡适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强调个性解放，要求人们摆脱社会专制的控制，虽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发展个性含有消极的摆脱、对专制社会妥协的意味。
傅斯年的个性解放主张虽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与胡适相呼应，但思想与态度更为积极、激烈，尤其留学英国期间，在要求独立发展个性、养成自由独立人格的同时，他提出要“无中生有的造社会”，其用自由主义改造社会的思想进一步明晰化。
傅斯年在留学期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年的两件事业》［2］，寄回国内。文中论述了青年努力的方向，实际是论述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表达了强烈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其核心是青年如何改造自己，实现个人价值，进而改造社会。他说：“社会是个人造成的，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傅斯年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的整体素质决定社会的质量，改造社会首先要从改造个人开始，而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活力的人群，改造个人，造成社会的元素，必须从青年开始。他要求青年要不怕艰难困苦，找机会磨炼自己，改造自己。他对此阐述说：“人的精神的大小，简直没有法子量去；以强意志炼它，它就可以光焰万丈，所以看来好像不济的人，未尝不有成就惊天的事业的可能；不炼它它会枯死，所以清风亮节的人，常常不产生一点东西。所以我对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难题目，先去改造自己。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过发轨必须在这个地方。若把这发轨的地方无端越过去，后来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倚赖得过。所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以坚强的意志，去战胜对境的艰难；就是没有艰难的对境，也要另找艰难的对境，决不可以趋避的方法，去躲对境的艰难；就是有不艰难的对境，不要就此苟且下去。”［3］傅斯年要求青年人找难题目磨炼自己，改造自己，目的是要青年健康成长，锻炼自己改造社会的才干和能力。他特别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先烈为例，强调辛亥革命时期，先烈们通过艰苦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才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傅斯年认为，现在改造社会的条件和环境困难程度比辛亥革命还要艰难，所以说“事业加重了，努力也要加重的”［4］。青年当前的事业是“无中生有的造社会”，怎样造社会，为什么要造社会，傅斯年对此都进行了阐述。
［1］ 陶希圣：《傅孟真先生》，《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2］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6期，1918年6月。
［1］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6期，1918年6月。
［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84～388页。
［3］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84页。
［4］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84～3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