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塾馆与高级小学堂学习时，由于勤奋，每一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深为同学敬佩。他塾馆时的同学朱笠升，在同学中年龄最长，同学们都称他为大学长，他与傅斯年关系亲密，由于功课不如傅斯年，经常向傅斯年讨教。傅斯年与他开玩笑，戏称朱笠升为“大徒弟”。
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知识面宽博，善于属文，其作文为其他同学所不及。每次作文，先生出题之后，傅斯年略作思索，便奋笔疾书，常常一挥而就，却可得到先生的赞许。而其他同学看到题目后往往趴在书桌上苦思冥想，半天写不出几句话来，于是有些富家子弟便想投机“作弊”，他们求傅斯年代其作文，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买一个烧饼作为报酬。傅斯年自幼仗义，乐于助人，有时又碍于情面不好推却，写篇作文对他来说也不算难事，所以不管给不给烧饼，他一律慨然应诺。有时，他竟能在完成自己的作文之后，再为两位同学写出内容不相重复的作文。这种儿童把戏，自然难逃教师的慧眼。后来，每发现傅斯年代写文章并了解真相后，教师评讲作文前常戏问傅斯年：傅老大，你这次是不是又换了两个烧饼。傅斯年不好意思回答，只好投以幽默的一笑。老师自然只是开导，并不严厉处置。傅斯年在聊城度过了儿童时代，这个时代对傅斯年个人而论，是颇为特殊的，其特殊性可从两个方面分析：
就大环境而论，他童年生活的聊城正处于变革的转折时期。首先，聊城地区的经济发展日趋停滞，原来运河航运发达，促进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和进步。而此时由于黄河改道，大运河河道堵塞，再加上海运兴盛，其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消失，于是，聊城的农业又回复到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时期，农民生活更为贫困。但原来经济发展时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部分地保留下来，仍然影响着社会。这在当时有明显表现。傅斯年后来对此也有所认识，他说：“山东西部在当年并不是不济的地方。有一条运河和南北大道，所以当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为当地富庶，一般工人和农民都不肯迁地求事业，远不如东部的人的精神（当时，山东东部的生计艰苦）。譬如就聊城县一地而论，聊城在当地是山东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济宁、聊城、临清，商务在济南之上），又是山东西部直隶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点’，于是地方上颇少刚气，而多怠性。….…现在经济上状况一落千丈了，只有当时造成的恶根性存在着，妨害生活的发展。八股文化也无用武之地了，但仍用着旧精神妨害新文化的进来”［1］。由于形成八股文化中心点，使这个地区的士人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和八股文的写作，希望靠此途径获取功名，混上一官半职。因此上学就是习举子之业。傅斯年就在这种文化气氛中度过了童年时代。这种大的文化环境，使他在童年时期系统地受到儒家文化的濡染，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复杂影响，其正面影响是得以奠定深厚的国学基础；其负面影响是，使他在儿童时期没有机会接受近代科学知识，这制约了他知识结构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心理健康发展。正如他所说：“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2］这说明童年枯燥无味地死记硬背儒经，严重妨害了他的成长。他成年后坚决反对让中小学生读经与此经历颇有关系。又由于童年亲眼目睹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所以他后来强烈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反对贫富不均。
就小环境而论，傅斯年生活在破落的书香世家，这种家庭环境对他一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的家庭是个比较典型的书香世家，所谓书香世家一般说来有两层含义：一是重视文化的传承，即世代重视对子弟的文化教育。从傅斯年很小开始，其父祖就教他识字、读书，尤其是他的祖父，以向孙子传授文化为自己最大责任，一刻也没有放松，这对傅斯年文化知识的学习具有重要影响。二是重视品德教育。旧时的书香世家几乎都希望自己的子孙有所成就，建功立业，对自己子弟的教育都具有如何对待社会、人生的内容。傅斯年受的家庭品德教育，可以说是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要求其忠孝节义、建功立业、忠君爱国等，这对傅斯年思想的形成和一生的节操有着深刻的影响。
其二，傅斯年出生时，他的家庭已经完全破落，尽管其父祖都曾取得功名，还属于士大夫阶层，但经济上已到了求温饱而不可得的窘困境地。这使傅斯年不仅没有染上传统纨绔子弟的作风，反而备尝贫困子弟的辛酸，在幼小心灵里奠定了人生维艰的意识。他曾不止一次叙述自己早年的生活，如：“我出身于士族的贫家，因为极穷，所以知道生活的艰苦。”［1］他一生痛恨贪官污吏，抨击奢侈腐败现象，常怀忧国忧民之心，他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意识与他早年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更为突出的一点，是他一生对贫困家庭出身的学生有着深切的同情心，任教职数十年，一贯提倡教育平等，设立奖学金，千方百计为贫穷的学生争取救济，以使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学习机会，这种思想观点形成的深层原因，应该追溯到他本人早年贫困生活的境遇。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71～372页。
［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490页。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