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4日，广州市委召开所属地委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三反"运动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要求各级主要负责干部要带头反省坦白，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次会上，朱光、陈志芳、萧贵昌、梁广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带头进行反省，"下水洗澡"、"引火烧身"，消除广大干部的思想顾虑，增加大胆暴露问题的勇气。
1月10～12日，中共广州市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叶剑英作了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回顾了一个月来广州市"三反"运动的进展情况。叶剑英批评广州市的运动进展缓慢，要求各级领导大胆放手，发扬民主，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运动高潮。会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认真贯彻叶剑英提出的"逐级下水洗澡"的方针，各单位由上而下，先是局、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带头反省，接着是科、股长等各级干部层层"下水"，进行坦白检讨，"检查自己，真诚悔过，检举他人"，全市很快就掀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热潮。据统计，广州市"在参加三反的46420人中，查出有大小贪污行为的有14335人"，贪污人数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30%。
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三害"中，尤以贪污现象最为突出，即使在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地区，铺张浪费、贪污蜕化的现象也很严重。
甘肃省处于内陆边远地区，长期以来，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经济十分落后。人民政权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薄弱、生产落后的烂摊子，工农业总产值仅为6.83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农业总产值5.52亿元，占80.8%；工业总产值仅1.31亿元，占19.1%。由于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高达58%。当时，甘肃省的基础工业非常薄弱，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轻工业和手工业作坊，零星分散，设备简陋，技术落后。长期以来，甘肃农业自然生态遭到很大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条件很差。解放前，全省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9%。尤其是农业生产手段极为落后，主要靠人力和畜力，"二牛抬扛"，人背肩挑，耕作粗放，经营落后，靠天吃饭。在一些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还是"刀耕火种"。农业只能维持简单的生产。1949年，全省平均粮食亩产52公斤，总产20.6亿公斤，人均213公斤，粮食赤字高达60%。棉花、油料、肉、蛋等产量严重不足。1952年1月3日，甘肃省委在给西北局的报告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在这样一个偏远贫困的省份，依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武都税务局长冯俊明等领导干部七人集体贪污受贿。兰州市税务局309个干部中有57人贪污。天水专区税务干部30.9%贪污。平凉市税务局88个干部中有40人贪污。省粮食局运输公司180个干部，81人贪污。酒泉专区粮食局八个县的干部有25人贪污。永登县粮食局15个干部集体贪污。……海源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40个干部集体贪污反革命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