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收到律师的信了吧，爸爸?”
“唔。收到了。收到了。”
他显然没有心情闲聊。
“那你怎么想的?”
“啊，这个么……”他咳嗽起来。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不自然。他不喜欢在电话上交谈。“这个，我已经把它给瓦伦蒂娜看过了。”
“那她说什么了?”
“她说什么?那个……”又是一阵咳嗽声，“她说法律不可能把一个男人同他的妻子分开。”
“但是难道你没读律师的信吗?”
“读了。没有。不过，她还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她所相信的。”
“可是她所相信的是错的，爸爸。错的。”
“唔。”
“那你呢?你是怎么说的?”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调。
“这个，我能说什么?”他声音里有一丝无奈，仿佛他已经向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缴械投降了。
“那么，你可以说，你认为结婚根本不是个好主意。难道你不能这么说吗?”
我的胃因恐惧而紧缩起来。我意识到他其实是想把这场婚姻进行下去，而我不得不接受并忍耐它。
“啊。是的，不是。”
“你是什么意思啊，是，又不是?”怒气在我的喉咙里蹿动着。我竭尽全力，以保持我声音的悦耳动听。
“我不能这么说。我什么都不能说。”
“爸爸，看在老天的份上……”
“瞧啊，娜杰日达，我们要结婚了，就是这么回事。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感到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我可以看出，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第一次显得那么活跃和兴奋。
这不是他第一次怀有拯救穷苦的乌克兰大众的幻想。他曾有过一个计划，想追踪已经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家族成员，把他们全都带到彼得伯勒来。他给全乌克兰的市政厅和乡村邮政局写信。回信雪片般飞来，那些言语支吾的“亲戚们”都想让他兑现他的建议。母亲坚决制止了这一切。
现在，我看到他的精力全都重新指向了这个女人和她的儿子——他们将成为他的替代家庭。他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与他们交谈。这语言是如此之美，它能让人人都成为诗人。风景是如此美丽——它能让人人都成为艺术家。蓝漆的木屋，金色的麦田，银色的白桦林，缓缓流淌的宽广河流。用不着回到乌克兰老家，乌克兰将来到他的家。
我探访过乌克兰。我看到的是水泥房屋的街区，还有河流中的死鱼。
“爸爸，乌克兰不像你记忆中的那样。它现在大不相同了。人也大不相同了。他们不再歌唱——只唱伏特加之歌。人们只对购物感兴趣。西方的商品。时尚。电器。美国的商标品牌。”
“唔。随便你说。也许是这样的。但假如我能拯救一个可爱的人……”
他又来这一套了。
然而有个问题。她的旅行签证三周后到期，父亲解释说。
“而她还必须从丈夫那儿拿到离婚文件。”
“你是说她是有夫之妇?”
“她丈夫在乌克兰。是非常聪明的类型，顺便提一句。理工学院的院长。我跟他通过信——甚至还跟他通过电话。他告诉我说，瓦伦蒂娜将会是个出色的妻子。”他的声音里有种洋洋得意的轻快调子。那位不久就将成为前夫的人会将离婚文件传真给伦敦的乌克兰大使馆。与此同时，我父亲会为婚礼做准备。
“但是如果她的签证三周后到期，听上去好像你已经来不及做这些了。”（我巴不得。）
“这个么，假如她不得不回去，那么我们就等她回来时再结婚。对此我们绝无异议。”
我注意到“我”已经变成了“我们”。我意识到，这个计划酝酿已久，只是到了最后几个阶段才让我知晓。如果她必须返回乌克兰，他就会给她写信，她将以他未婚妻的身份回来。
“可是，爸爸，”我说，“你读过律师的信啊。他们也许不允许她回来。难道她就不能嫁给其他的人，一个稍微年轻些的人?”
没错，这个足智多谋的女人还有另外的结婚候补计划，我父亲说。通过一个居家看护机构，她结识了一个年轻男人，他在一场车祸后完全瘫痪了。他，顺便提一句（爸爸说），是个体面的年轻人，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过去是位教师。她一直在照看他——洗澡，喂饭，如厕。假如她作为我父亲的未婚妻遭拒的话，她就将安排作为一位“换工”被邀请回来照看这位年轻人。这种工作在移民条例中依旧是允许的。在她得到允许作为“换工”留居期间，他将爱上她，而她将嫁给他。这样，她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就将得到保障。但这对于可怜的瓦伦蒂娜来说无疑是终身劳役，因为他完全得依赖她，一天二十四小时，而我父亲的要求却很少（爸爸说）。我父亲知道这一切，因为她已经邀请他去过她工作的那家人家，还给他看了那个年轻人。“你看他像什么样?”她对我父亲说。“我怎么能嫁给那样的人?”（当然她只会用乌克兰语说这话。）不行，我父亲希望把她从那终身奴役中解放出来。他将做出牺牲，亲自娶她。
我苦恼焦虑。我好奇得要命。于是我将两年的怨恨搁在一边，给我姐姐打了个电话。
* * *
我头脑混乱地宽容大度，薇拉则毫不妥协。我举棋不定，她则果敢坚决。
“噢，天啊，娜杰日达。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我们得阻止她。”
“但假如她能使他幸福……”
“别那么荒谬了。她当然不能使他幸福。我们谁都看得出来她所追求的是什么。说真的，娜杰日达，为什么你总是站在罪犯一边……”
“可是，薇拉……”
“你必须会会她，提醒她靠边站。”
我给父亲打电话。
“爸爸，为什么我不能来见见瓦伦蒂娜呢?”
“不，不要。这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他犹豫起来。他一下子想不出借口。
“她不会说英语。”
“可我会说乌克兰语啊。”
“她很害羞。”
“在我听来，她不怎么害羞。我们可以讨论叔本华和尼采。”（哈哈。）
“她得工作。”
“那么，我可以在那之后见她。等她下班后。”
“不，这不是关键。娜杰日达，我们最好别再说这事了。再见。”
他挂了电话。他在隐瞒什么。
几天后，我再次给他打电话。我换了个策略。
“嗨，爸爸。是我，娜杰日达。”（他知道是我，但我想让自己听上去友好些。）
“啊。是啊，是啊。”
“爸爸，迈克这周末有几天假。我们何不来看看你呢?”我父亲欣赏我丈夫。他可以同他谈论拖拉机和飞机。
“唔。得。那很好。你们什么时候来?”
“星期天。我们会周日来吃午餐，大约一点钟。”
“好吧。成。我会告诉瓦伦蒂娜的。”
我们刚刚在一点之前赶到，希望能逮到她，但她已经出去了。家里显得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母亲活着时，家里总是摆着鲜花，桌上铺着桌布，锅里炖着美味佳肴。现在，鲜花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用过的杯子，成摞的报纸、书籍，以及还没扔掉的东西。桌面裸露在外，是暗褐色塑料贴面，胡乱铺着报纸，上面是大块的走了味的面包和等着人扔掉的苹果皮。还有股哈喇油的难闻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