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服务的历史侧影
早在家务移工出现前，女性被交易成为奴婢或女佣的情节，早已出现在台湾历史的章节中。清朝时期的台湾民间不乏有以契约买断婢女的情形，也就是俗称的“查某娴”，富家女出嫁也多有从娘家带着“陪嫁娴”（卓意雯1993）。5另一个从事类似家务工作的群体是童养媳，台湾地区自康熙年间即有无子也可养媳的旧惯，清代中期后，由于丁日昌与刘铭传示禁锢婢，养媳的内涵复杂化，经常变相收养为女婢或妓（曾淑美 1998）。
到了日治时期，1919年抱持同化主义的首任文官总督宣示“内地法律延长主义”，逐步在判决上透过“公序良俗”的概念来改变、废止台湾旧惯。查某娴便被判定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身分关系，有违公序良俗，应予废除。6在查某娴的合法地位丧失后，统计上显示养女或童养媳人数有所增加，推测应是以养女之名行蓄娴之实7。
在这个阶段，家务开始成为一种合乎现代意义下的工作，以契约关系规范的雇工逐渐取代人身从属的查某娴。Shijonin（日本话，意指“佣人”）在市场上贩卖劳动力以交换薪资与食宿。在1920至1930年之间十年，shijonin人数成长三倍之多（从3578人至9877人），其中多数为本省女性。8这段时间正值日本殖民政府将台湾纳入工业化计划，以整合为战时经济后备基地的关键时期，受到农村衰退、城市兴起的影响，台湾女性大幅进入新兴的服务行业（游鉴明1995: 30）。
虽然家务帮佣人数在日治后期逐年增加，但雇主仍集中于日本官员及少数的台籍地主与世绅阶级。台湾的家务服务部门在1949年后出现明显扩张，这与国民党政权自中国大陆撤退有关。在将近一百万的外省移民中，有些人带着仆役撤退来台，其它人则在迁移后，面临找不到佣人的困扰。因应帮佣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形，妇女会等官方妇女组织甚至出面从事中介的工作，其服务的会员主要是外省籍上层阶级的女性，在50年代到60年代间的妇女杂志里常可看到类似的招募广告（如图一）。
另一个雇主群来自于台湾内部的城乡移民，这些移民至都市的中产阶级小头家或双薪核心家庭，成为扩充中的家务雇主阶层的新成员。都市化吸引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迁移至台北，从事教书、护理及其它白领工作（游鉴明1995），远离娘家及亲族到外地工作的她们，需要雇用帮手来协助照顾小孩。由于现代化的家电设备在当时仍不普遍，家务在当时也仍是很费力的工作。9这些自农村迁移至都市的雇主于是透过家乡人脉招募、雇用同乡的单身女孩来家里帮忙。对这些年轻的女孩来说，在台北当女佣的经验比在家乡种田来得多采多姿。当时一出名为《我爱阿桃》的流行连续剧，以阿桃这名乡下女孩来台北帮佣为主题，浪漫化地描述城乡移民在花花世界大开眼界的探索经验。10通常这份工作被认为是结婚前的一段过渡时期，甚至可以说是进入无酬家务劳动的实习期，许多人在帮佣后去学裁缝，然后就准备结婚。她们与雇主间虽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但通常以“阿姨”、“表哥”或“大姐”相称。这些雇主仰赖家乡的社会网络来雇用可信任的帮佣；这些帮佣的父母也同时将女儿托付给这些雇主，视他们为女儿在台北的替代父母以及道德上的监护人。雇主通常将报酬直接交给父母，在台北帮佣的女儿只领取少许零用金。到了60年代，扩增的私人中介机构逐渐取代这种依据人际网络的雇用模式。大部分的私人中介机构聚集在台北火车站的后方，因此可以占地利之便，就近接纳自乡村移入的劳动力。
然而，台湾社会在经历50与60年代的进口与出口替代阶段后，家务工作不再成为年轻女孩脱离父权家庭及探索新生活的唯一选择。单身年轻女孩，作为廉价又驯服的劳动力，成为劳力密集出口产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Kung 1983）。以外省中产阶级妇女为主要读者的妇女杂志，便充斥了找不到帮佣的雇主投书表达类似以下的抱怨：“工业起飞，女孩子全飞到工厂去了。”（张毓芬1998: 71）此外，家庭经济条件的提升与国民义务教育的延长，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女儿得以继续就读高中或大学。家务帮佣的劳动力来源因此逐渐从单身女孩转变成“欧巴桑”，她们大多是已婚或寡居的中年妇女。
欧巴桑帮佣与年轻单身农村女孩的工作条件上最大不同处，在于多数的欧巴桑原本就住在城市里，许多住在雇主家的附近，因此倾向不与雇主同住。她们有些是日工，只在白天到雇主家工作；有些则是时工，只在周末或固定的日子到一些家庭打扫。做日工的帮佣领月薪并且只负责特定的工作内容，多数的工作内容以煮饭与打扫为主，通常不包括洗衣及照顾小孩。11如果是请来照顾小孩的保母，则通常不需或只负担些微清扫工作。担任时工的帮佣，或所谓的“钟点管家”，则通常以清洁工作为主，依工作时数领取时薪（坊间现已出现不少居家清洁的派遣公司）。12越来越少台湾帮佣愿意与雇主同住，仅管它的市场工资随着供需的状况而日益增高。13
台湾社会里雇用家务帮佣的传统，并不如香港的华人家庭或马来亚的殖民地区那么普遍。14然而，单纯忠诚的女佣这样的一种理想意象，却映现在许多当代台湾雇主的心中，仅管他们的家庭记忆里可能从未有过活生生的女佣。我所访问的许多台湾雇主，感叹如家人般、来自乡下的“理想女佣”已在这个时代消失。这样的一种充满怀旧情怀光晕的历史侧影，和雇主们对现世里“欧巴桑”的抱怨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台湾雇主的眼中，欧巴桑难相处、爱抱怨工作内容、对工时与工资锱珠必较，而且常要求加薪。此外，这些欧巴桑打扫得不够干净、带小孩的方式过时，并且缺乏专业训练与勤奋精神。
这些对欧巴桑的抱怨，从劳工的角度来看，其实反映出她们试图和雇主家庭维持距离以捍卫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及理性化家务帮佣的工作内容与条件。对照于“欧巴桑”，与雇主同住的外籍帮佣显得截然不同。用雇主的话来说，她们“比较像古早时代的佣人”。台湾雇主用过去的理想女佣形象投射到对外籍帮佣的期待与管束：佣人要卑躬屈膝、心悦诚服；报酬虽微薄，但提供随传随到的服务，工作内容更应无所不包。
70年代的西方学者曾乐观地预言，家务帮佣这份工作将会随着家务服务的商业化以及新家务科技的发明而式微。15这个预言至今并未成真。即便是老派的住家帮佣工作，都未随现代化的进程而消逝，反而拜新自由主义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之助而蓬勃，甚至扩张。当代台湾中产女性，受惠于低成本的移工劳动力，为她们在良家妇女的父权规范，与现代职业妇女的处境之间的进退维谷，提供了一条市场外包的便利回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