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玛在1967年生于菲律宾的一个小村庄。她在镇上的大学念了两年书后，因父亲突然去世而休学。为了帮忙家里的经济，她飞去新加坡投靠在当地帮佣的姐姐。这是诺玛生平第一次离开菲律宾。她很快地找到一个工作，替一对新加坡夫妇照顾两个小孩。从家乡的平房搬到三十几层的高楼大厦，对诺玛来说是一个新奇但也令人恐惧的经验，她听说有不少菲律宾女佣在阳台擦玻璃时摔下楼。诺玛在新加坡一住五年，周日是唯一的放假日。这一天，她可以离开厨房边那个没有窗户的小佣人房，放松呼吸自由的空气，跟同乡自在聊天嬉闹。
在异乡工作半年后，在Lucky Plaza——新加坡的菲律宾城，诺玛遇见了未来的丈夫，在工厂打工的詹姆。他让她笑，忘记了离家的孤单和寂寞。诺玛怀孕后，他们回到菲律宾结婚，搬到马尼拉近郊，很快有了另一个小孩。他们用尽出国时的存款买了一台三轮车，詹姆用它载客赚钱，诺玛则在家照顾小孩。然而，捉襟见肘的家庭收入困扰着诺玛，她尤其忧心两个孩子未来的教育花费。于是，她决定再次出国工作。
1997年，诺玛跟姐姐借了一笔钱，向中介买来到台湾工作的机会。这一次，她离开丈夫的怀抱和小孩的亲吻，只身一人飞越国界，成为一位跨国母亲，肩上背负着沉甸甸的家庭重担。她将两个孩子托给妹妹照顾，每月支付她一些零用金。诺玛的薪水在扣除中介费后所剩无几，除了寄钱回家，她省吃俭用、努力存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帮助她丈夫来台工作。然而，夫妻团聚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因为工厂外劳的中介费已经涨到台币十五万元之多，她的存款连前金都付不起。
为了照顾雇主的新生儿，诺玛在台湾工作的前两年都未放假回家。她叹着气说：“我女儿老是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我总回她，等下个圣诞节吧。”最后，她终于说服雇主让她休假一个星期。她带着很多玩具和礼物回家，有芭比娃娃、DVD播放机，还有一只崭新的诺基亚手机。诺玛不确定她的帮佣旅程在台湾之后的下一站会在哪里。她只能向上帝祈祷，几年后全家人可以重聚。或许那时，她可以在马尼拉郊区开一家小杂货店（sari-sari），不用再漂洋过海，用手机简讯跟女儿说我爱你。
佩君生于台北，和诺玛同一年出生。大学企管系毕业后，她进入一家跨国银行工作，最近被拔擢为经理。婚后，她和先生搬进公婆家楼上的公寓。虽然她同意遵循传统的三代同堂居住方式，但坚持生完孩子后继续工作。然而，经常要加班的她无法准时六点去保母家接女儿，托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婆婆自愿要帮忙带小孩，但佩君心有排拒，她担心自己会因此失去照顾小孩的主导权。而且，她可以预见到未来会因养育方式的看法不同，而和婆婆起争执。
雇用外籍女佣，在佩君的同事与朋友之间越来越常见。如同大多数的台湾雇主，佩君对于要把小孩托付给一个外国人，一开始感到相常紧张。从小生长在没有雇用女佣或保母的家庭，佩君也担心女儿会在外佣的照顾下，变成一个恃宠而娇的小孩。尽管有疑虑在心，佩君最终仍决定要雇用一名外籍女佣，为此，她必须花时间来说服其它家庭成员。婆婆皱起眉头，认为媳妇是在浪费钱：“干嘛那么麻烦？我可以免费替妳照顾女儿！”先生也反对，担心这样会侵犯他的隐私，他拉高松垮的裤头说：“那我以后就不能在家穿着内裤走来走去了？”最后，佩君主动提议，会由自己的薪水里掏钱来支付女佣的全额薪水，才平抚了家中的反对声浪。
佩君从中介提供的照片和录像带里，挑选了一名大学肄业的菲律宾女性，她的教育程度和英文能力让佩君满意（“说不定女儿可以顺便学英文”，她心里想），同样具有母亲的身分更让她放心（“希望她爱我的女儿就像爱她自己的小孩一样”，她这样期待）。有了这名菲佣的帮忙，佩君不用再和先生争执今天轮到谁洗碗或者晾衣服，也不用担心自己没有扮演好伺候公婆的孝媳角色。更重要的是，在忙碌的一天工作结束后，她可以轻松躺在沙发上，等菲佣帮女儿洗好澡后，念一本故事书给女儿听，在睡前享受高品质的亲子时光。
全球化连结了诺玛与佩君，以及无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与台湾女性的生命轨道。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因为家务劳动的国际分工而相遇。自70年代中期后，东亚新兴工业国和中东石油输出国的富裕兴盛，吸引了来自于亚洲较为贫穷国家的国际移民。据联合国2006年发布的估计，全球共有1亿9600万人现居住在非出生国（占全球人口的3%），其中有超过5000万人住在亚洲。1在国际迁移的多种路径中，低技术及非技术的契约劳工，在亚洲地区的数量尤其突出。据估计，亚洲的临时移工（包括合法与非法停留者），在2000年已达到610万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女性。2这200万名女性多从事特定的行业，如娱乐表演、护理照顾，以及家务服务。
亚洲的家务移工主要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越南等国；她们打工的目的地则是香港、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中东等地。从9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成为亚洲移工的主要停驻站之一。虽然政府严格控管雇主的聘用资格，但台湾家庭雇用移工的数量仍在近十年快速扩张、渐趋稳定。根据2008年的劳委会统计，全台湾有超过16万的移工担任家庭帮佣与监护工，其中九成五以上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的女性。她们在台湾社会的角落里，默默地洗碗、煮饭、拖地、倒垃圾、推着老人的轮椅、更换婴儿的尿布、擦洗病人的身躯，这些以短期契约受雇的过客劳工，付出她们看不见、但不可或缺的劳动，维持着台湾社会的清洁秩序与家庭美满。
这些家务移工的处境好比“跨国灰姑娘”（global Cinderella）。我以“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她们迁移旅程中的复杂与两难：她们与雇主的关系在地理上亲密但在地位上疏离；她们的迁移之旅既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压迫。她们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力远渡客乡，但也同时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而展开旅程。然而，跨越国界后，她们发现自己坐困在犹如牢笼的雇主家中。工作时，她们必须谦卑地扮演女佣的角色，只有休假时才能涂擦脂粉、挂戴珠饰、穿上短裙。家务移工被台湾雇主雇用来扮演“代理家人”及“虚拟亲人”的角色，然而，地主国却待她们如低贱外人、用过即丢的劳动力。虽然少部分的女性移工可以美梦成真，成功地在返乡后实现阶级向上流动，但大多数的她们只能深陷在来来回回的跨国迁移行旅中，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