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一揆”与“国一揆”和战国大名
应仁、文明之乱和下剋上
社会最底层的动荡促进了社会最上层的守护大名及足利家族内部旧有的矛盾与斗争。公元1416年，将军足利义持之弟足利义嗣串通关东管领足利持氏的部下上杉氏宪发动叛乱，关东的大名与武士都参加进去，形成关东一带的大乱。幕府勉强将其平息后，足利持氏又觊觎了将军的宝座。公元1423年，足利义持虽下令关东的大名出剿足利持氏，但双方暂时还是妥协了。继足利义持之后的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教时，公元1439年（永享十一年）才最终把足利持氏剿灭（永享之乱）。
从此，足利义教就漠视幕府的领导体制，加强了独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反幕派利用各地土一揆的情况下，幕府就不能不专权。但其结果反而增加了强有力的守护叛离幕府。足利家族的关东管领灭亡后，关东的守护大名们势力强大起来。西国方面，九州的大友、菊池、少等反幕派的守护大名叛乱了。他们也被怀疑为“背地里与土一揆勾结”。幕府命大内氏去平息，可是大内氏的势力却又因之强大到幕府无法控制的程度。在此以前，独立性很强的南九州大守护岛津氏也日益不顺从幕府的统辖。而且，连将军足利义教在公元1441年（嘉吉元年）想自播磨守护赤松满佑收回领国时，反而遭到满佑的突然袭击。赤松满佑又被继足利义教之后任将军的足利义政（公元1436—1490年）派遣的“所司”山名持丰等的军队所剿灭。
这时，趁幕府动荡不定，以近江的“马借暴动”为开端的京都周围一带的土一揆，在各村组织队伍，占据并驻扎于有名的大寺院与神社，还严禁放火与抢掠，秩序井然地要求“新将军上任之始，按惯例施行减免债务”并终于获胜。群众在政治上已发展到能利用幕府危机的水平了。从这时起，土一揆又再度缓和下来。在近畿地方的各村，“守护”与领主的命令几乎已无法施行。公元1454年与1457年的山城土一揆还打败了来镇压的幕府军与土仓的雇用军。甚至在镇压军的士兵中还有参加农民运动的。
占据幕府机构中枢的三管四职家族的领国内，家臣身份的武士也有屡屡利用土一揆的力量发动叛乱，还介入主人家中继承家长之争，并使其激化的。因此，在三管领之中，斯波和畠山两家族由于全族之争濒于同归于尽，唯独细川家族强大起来。当时，在“四职”家族中，山名家族强大，这又导致与细川家族相争。他们皆参与了斯波及畠山家族内讧中相互对立的一方，此外，还牵扯到与将军足利义政之弟足利义视及其子足利义尚之间的争夺将军职位问题，细川胜元拥立足利义视，山名持丰（公元1404—1473年）则立足利义尚。终于在1467年（应仁元年）不仅在幕府要员家族，而且还卷进了以大内氏为首的各国强有力的守护大名的大战乱，即“应仁、文明之乱”爆发了。
战斗主要是在京都进行的。两军都武装了雇用来的离乡农民与城市下层人民，并将他们编为步兵（“足轻”）。由于允许他们肆意放火抢掠以代替发饷，致使大半个京都变为废墟。市民都伤心地说：“你所知悉的京城啊，黄昏时刻，在荒野的尽头，见到飞起的云雀也会潸然泪下。”战争持续了11年，但两军的首脑认真战斗的却是最初的两三年，其余时间两军都是胶着对峙。武士与“足轻”与其说是相互作战，不如说是在市内热衷于抢掠。在这期间，值钱的财物已经没有了，武士们对这场无意义的战争也都厌烦。因而，就都陆续地返归故里。其中也有联合了土一揆发动叛乱的。这样，在京都就再没有作战的武士，公元1447年（文明九年）战争也就因之而结束了。
应仁与文明大乱使将军家族与幕府要员各家族两败俱伤，总之是陷于接近同归于尽的境地。大乱结束前4年，将军足利义政让位于足利义尚，乱后又在京都东山建造别墅（“银阁”）。公家与武家昼夜行酒宴，甚至把翌日上朝的服装都典当给酒家了。他们就是这样地沉湎于游乐的。将军威信扫地，就是细川与山名等“三管四职”家族也都无法恢复旧日的权势。
从此，大名与武士们争夺领土的战乱遍及全国，名副其实的战国乱世竟延续百年以上。家臣对主君反复叛乱，正当巧妙地劫占主家时，却又被家仆所劫取的事例也是司空见惯的。大名漠视将军，其对天皇的印象也淡薄了。当时的统治者把这种旧秩序与有权势阶层从根本上的变动称为“下剋上”。这一词汇虽已见之于镰仓时代13世纪中期，及至应仁与文明乱后，这种现象就更是弥漫于整个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