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宋贸易与倭寇
不仅日本各地的商业，就连对中国（当时是宋朝）的民间贸易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3世纪时，每年有40—50艘日本船驶往中国中部的浙江方面。出口货为金、砂金、硫黄、珍珠、桧及其他木材、刀剑、莳绘译者注：莳绘是先以漆作画，趁漆未干，再洒上金银粉，然后进行研磨，使其具有金银光泽，中国称泥金画。、
扇子等。进口货除棉、绫、绢、瓷碗、香料、药材等外，并输入了大量铜钱。对宋的交通也如上述进口茶籽及陶器技术那样，成了派生新产业的契机。在陶瓷业方面，据说是尾张国的加藤藤四郎（公元1168—1249年）随僧人道元入宋留学后，回国在濑户才开始烧制的。而且，加藤藤四郎的子孙也名匠辈出。后世遂将陶瓷就称为“濑户物”了。
与中国的通好，并不只是个和平贸易问题。从13世纪九州与濑户内海沿岸的武士以及富于冒险心的名主，率其同伙到中国和朝鲜（高丽），一方面进行和平贸易，但也伺机当海盗，或者就抢掠沿海居民。对方就称其为倭寇（意为来犯的日本人）而大为畏惧。倭寇与北欧古代的威金人译者注：威金人（viking）：8—10世纪间掠夺欧洲海岸的北欧海盗。
以及英国中世纪末的海盗兼贸易船是一样的。从另一方面说，倭寇也可以说是由于封建日本的束缚很多而活动天地又很狭窄，在这样的矛盾中迸发出来的日本人的活力的表现。
衰落的公家与欣欣向荣的武家文化的对照
在战祸连年，各阶级与个人的盛衰兴亡激变中，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与农村的人及物资的交流和交通也蓬勃繁忙起来。同时，新的文化也发展了。贵族、武士以及农民为主的群众，从各自的阶级生活中产生出了各自的文化。特别是处于衰亡中的“公家”阶级与勃兴中的“武家”阶级在思想文化的一切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例如，九条兼实之弟、天台座住（天台宗的总住持）慈圆（亦称慈镇，公元1155—1225年）写了《愚管抄》。在该书中他目光盯住了支配历史的“道理”，但这只是一面察觉到“公家”阶级没落的大势，却又不知如何处置，而用“末法”（末世）思想解释。他所谓的“道理”不外乎是宿命论。与此相反，同时代武家的栋梁源赖朝却有着“草创天下”即历史是自己创造的气魄。京都鸭神社神官之子、曾为后鸟羽院当过歌人的鸭长明（公元1153—1216年），其随笔《方丈记》（公元1212年）就是从人生如同漂在流水上的水泡这样一种变换无常观来注视人世间变迁的。而鸭长明本人，还隐遁于山中。可是同时代的“执权”北条泰时，却对人世间充满了自信。他认为，为《贞永式目》奠基的“道理”，就是把“武家的习俗”上升为理论的为现实而生存、而工作的伦理，神与佛也是根据人的信仰而增高威望的。镰仓幕府自我表现的书《吾妻镜》52卷的前半部，是13世纪中期写的。该书将武家的道理的“草创天下”的历史当成他们子孙后代的一面镜子。与此相对照，估计是13世纪前期出于公家之手的史书《水镜》，则是向后看的哀叹的书。该书一面模拟着前一代史书《大镜》的形式，一面又感伤地认为不管是古，还是今，净是令人厌烦之事云云。
在和歌方面，后鸟羽院和藤原俊成（公元1114—1204年）及其子藤原定家（公元1162—1241年）选辑的《新古今集》（公元1205年完成初稿），似乎是有志于复兴和歌史上的《古今集》时代，但始终涓流着纤细的伤感。相对而言，尽管源赖朝憧憬公家文化，并同时还受其强列影响，但从其《金槐和歌集》也可看到它们反映的雄伟或者说威风凛凛的东国武士充满力量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