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天鲁迅47岁时，携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先住在北四川路景云里23号，后来与弟弟周建人一家住进景云里17-18号，两楼两底。日常生活很俭朴，“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许广平《景云深处吾家》)。
不久，鲁迅接受“中央大学院”蔡元培院长之聘，担任特约撰述员，月薪300银圆，一直发到1931年年底。加上北新书局的版税100银圆，编辑《奔流》杂志的编辑费100银圆，以及在报刊发表杂文的稿酬等，鲁迅每月收入在500银圆(合2009年人民币15万元)以上。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
1930年5月，鲁迅又搬家到北四川路2093号拉摩斯公寓(又称北川公寓)大楼内，“顶费五百”即预付全年房租作为押金，月租金40银圆，同时买下原住的一家外国人的全部旧家具。
1933年4月，鲁迅一家迁入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是典型中产阶级的三层楼房。“付房钱45两”(《鲁迅日记》下册第825页，每两银子作14银圆计算，45两银子折合63银圆)。使用的仍然是原有的那套旧家具。设备现代化，有上下水道和煤气等(《鲁迅日记》载：付煤气押金20银圆，付水道押金40银圆)；有两个女佣。这是鲁迅一生中最稳定、富裕的时期。
施高塔路大陆新村，是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于民国二十年(1931)投资建造的，由六排坐北朝南、红砖红瓦三层建筑组成。每排围墙上都刻有中英文“大陆新村”字样。该村第一弄(今32弄)最后第二幢9号是鲁迅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4月11日至1936年10月19日去世时的住所，一共居住了三年半。当时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租下。
进入黑漆铁院门是一条水泥通道，有一小院，左边有小花圃，鲁迅曾在此种植桃树、紫荆花和夹竹桃等。走过通道进入底层，由一排玻璃屏门隔成前后二间。前间是会客室，中间置有黑漆长方西式餐桌和靠背椅子，鲁迅常在此接待来访者。沿西墙放着瞿秋白去苏区时留下的写字台。室内还有书橱、缝纫机、玩具橱等家具。后间是餐室，正中放有一张广漆八仙桌和四只圆座椅，西墙角放着双层碗橱，东墙放有衣帽架。由餐室向北经过通道是后门，通道两侧是厨房和卫生间，在厨房和餐室之间是天井。由底层上二层楼梯转弯处是卫生间、浴室。二楼北间是贮藏室，内有衣箱、杂品橱和两箱举办版画展览用的玻璃镜框等物，及瞿秋白留下的两个衣箱。南间是鲁迅卧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书桌，东侧放有书橱和床，西侧是躺椅、妆台、藤椅、茶几和衣橱等物。鲁迅书桌置绿罩灯、烟缸、砚台、“金不换”毛笔数支、稿纸等物，它们一直伴着鲁迅，被称为“桌面书斋”。妆台横头悬挂着旧日历，台上有闹钟。
三楼北间是客房，内置一副桌椅、一张单人床和书橱等物，冯雪峰、瞿秋白曾在此避难。南间是鲁迅儿子海婴卧室。亭子间供女佣居住。
鲁迅在此居住三年里先后编辑《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等七本杂文集，翻译《死魂灵》、《俄罗斯童话》等外国名著，编成《引玉集》、《版画选》等木刻作品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携海婴移居法租界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64号)。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鲁迅，政府接管大陆新村9号，恢复鲁迅故居。在许广平指导下，故居按鲁迅生前居住原貌修缮和布置，于1951年1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
在鲁迅56岁的时候，也就是他临死以前，他还在筹划搬家到一处更好、更安定的房子去。这年10月6日他在致曹白的信中说了搬家的条件：“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11日《鲁迅日记》中记载：“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次日他在致宋琳的信中说：“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是尚未觅定。”
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中写道：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笔者注：银圆)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笔者注：每月房租约合2009年人民币一万元)
这说明鲁迅当时是反复考虑过搬家，更换一处条件优越的处所，好好养病、著文、会友。他以自己的脑力劳动所得，积蓄了足够的金钱，有了巩固的经济基础，以保障完成他久已酝酿的写作计划……
但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许这美梦实现了。
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一直居住到1936年10月19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