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6日,鲁迅登上由厦门开往广州的“苏州轮”,17日夜船到香港,泊于海上;18日下午抵达广州黄埔港口,把行李搬到旅店后,当晚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高第街179号看望许广平去了。自鲁迅、许广平二人从北京辗转南下,鲁去厦门,许回广州,至此分别已达4个月又18天。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为了排遣对许广平的思念,两人鸿雁传情,书信往来共计80封左右。这时终于重逢了。
鲁迅到广州的第二天,由孙伏园、许广平帮助,搬进中山大学。住所是大钟楼的二楼。鲁迅作有《在钟楼上——夜记之二》记述道:“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名其妙。”人的一生中,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鲁迅也不例外。
鲁迅初到广州,如在厦门一样,最大的障碍还是言语不通,不过比厦门方便的是,有许广平陪伴在侧,既了却了相思之苦,又有人做称职的翻译,总的来说,心情是愉快的,所以,一段时间内特别爱游览,爱请客。
1927年2月,经鲁迅推荐,许寿裳亦来中山大学任教;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鲁迅便安排他与自己同住一室。许寿裳到达的当晚,鲁迅就与许广平设宴为老友接风;次日晚又请其至国民餐店用餐;第三日又约其至陆园吃早茶,早茶毕至公园游玩,晚间又至大观茶店吃夜宵。期间,许寿裳多次欲付账,鲁迅坚决不允,声称在女友面前不要驳他的面子,先由自己埋单十次再说。女友陪伴在侧,好友追随前后,鲁迅雅趣大增,便相约一起吃馆子,看电影,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
初到广州,鲁迅居住在中山大学大钟楼的二楼,住室下面就是著名的可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
1927年1月25日,欢迎鲁迅的大会也在这间礼堂举行,站在孙中山曾经发表演讲的主席台上,鲁迅大声讲道:“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有声音的,应该喊出来了。因为现在已不再是退让的时代。”3月11日晚,广州各界在大礼堂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大会,鲁迅再一次站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发表演说。据某听者追忆,当时鲁迅颇慷慨激昂。
1927年2月10日,中山大学任命鲁迅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同时讲授“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三门课程,每周各3小时,共9小时。其时,鲁迅是中山大学名副其实的大忙人。有资料记载,从2月10日至4月14日,鲁迅共主持召开7次教务会议,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等科系主任均参加会议;每次开会前,先由鲁迅恭读总理遗嘱毕,再行议事。教务工作,烦琐细致,诸如制订计划、发放通知、命题考试、试题难易、分配试卷、计分发榜、优待照顾、落榜补考、教员配置、安排课表等大小事务,均在其思考、协调与具体落实之工作范围之内。
在中山大学,鲁迅的工作量极大,除了每周9个钟点的课程之外,还要主持学校的教务工作以及文学系的事务,白天忙碌一天,晚间还有许多慕名的访客找到大钟楼二层的卧室来谈论文学与时务,鲁迅的休息时间大为缩短,疲惫劳瘁。作为鲁迅的恋人和助教,许广平看在眼里,疼在心头,经过思考,她提议鲁迅以及同室居住的许寿裳搬到校外居住,这样可以回避众多的来访者,多争取一些写作和休息的时间。鲁迅与许寿裳欣然赞同,于是,在1927年3月29日,他们三人租赁到了白云路白云楼26号二楼的一处三房一厅的房子,就搬了进去。这样,不仅鲁迅的休息与创作时间有了保证,许广平还不时地下厨做几道可口的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