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按下一个按钮，大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我不走了。”我说，“这事可以等到你好些再说。”
“没事。”声音不大，却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爱玛带着我走上另一段斜坡。这里有两扇门。一扇是不锈钢的压力门，另一扇，估计里面是冷库。远一点的那扇是普通门，应该是通向医院常见的那些部门，急救室、妇产科、重症病房之类的。他们是研究生命。我们这边完全相反，只研究死亡。
爱玛用下巴指指金属门：“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走过去，爱玛拉开门，一股冷气迎面扑来，中间夹杂着冷冻后的肌肉和腐败物的味道。
房间大概有五米长，六米宽，里面有十几张带托盘的移动病床。其中六张床上有装尸袋。有的袋子装得很满，有的却几乎看不出来里面有东西。
爱玛找到了一张平坦的床，用脚踢开轮子上的固定阀，把车子推到走廊上，我赶紧给她开门。
电梯把我们送上了一楼，去解剖室。一路上都是锁着的门，通向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爱玛什么也不说，我也没问。
换消毒服的时候，爱玛说今天主要看我的。我是人类学家，她只是个验尸官。她听我指挥，做我的助手。然后她会帮我把结果输入到中央档案系统中。这样其他专家就可以一起研究，作出判断。
回到解剖室，爱玛又检查了一遍文件，把案件编号写在了标志卡上，又给还没开封的装尸袋照相。我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准备好了几张纸。
“案件编号？”在这里当然要用查尔斯顿的编号系统。
爱玛举起标志卡。“我把它编成○二号，身份不明。经法医查证死亡，是今年的第二百七十七号。”
我在表格里填入CCC-2006020277。
爱玛在解剖台上铺开一块白布，在水槽上装了过滤网。我们俩都系好塑胶围裙，戴上防护面具和手套。
爱玛拉开了装尸袋的拉链。
头发和脱落的牙齿都盛在一个塑料容器里，我把它们摆在台子上。
整个骨架保持完整，没丢什么，只是脊椎之间、腿骨和胫骨之间因为还有风干的组织所以连接着。其他分开的骨头在搬运过程中都被打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