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合作社委员会各委员都到了。我把晚上想到的给大家说了，提出，妇女和男人干同样的活，就要记同样的工分。
男社员立刻反对我：“（妇女）劳动得怎样还不知道，倒要记一样的工分？那不行。”
我就和他们理论，把妇女积了很久的问题都说了出来，我说：“为甚你们男人踩耙，女人拉牲口，男人站在耙上，牲口拉上走一天，并不怎累，女人跟着牲口走一天，可就累得很。可是记工的时候，男人踩耙是十分工，女人拉牲口是五分工。匀粪，男人担，女人往萝头里装，记工时，男人是十分，女人是五分，要是男人往萝头里装粪时，就给记十分工。这就是不公平，这很影响妇女的积极性。有的妇女还反映：‘受上一天累记五分工，还不如在家纳鞋底啦！’我觉得不提高妇女的工分，就要影响妇女的积极性。以前你们可以说妇女技术不高，干不了男人干的活，现在妇女的技术提高了，总按五分工算不合理了，应该给妇女加分。”
我说完后大多数社务委员不同意，他们说：“我们劳动了几十年，也不过赚十分工，妇女刚刚参加劳动，就能和男人一样？”
我有些着急了：“你们为甚不能从提高妇女劳动积极性出发，还和妇女论资排辈来了。”
党支部委员宋金山给我说：“纪兰，不要着急，只要做出成绩，干出和男人一样的活，就能争取一样的工分。”
我说：“好！我倒要给你们看看，妇女能不能干出跟男人一样的活。到时你们别赖账就行。”
转过天，我找张雪花、吕桂兰几个妇女，说了党支部委员宋金山的话，决心做出个样子，挣到和男人一样的工分，然后再发动所有妇女进来。
这天，张雪花和马玉兴耙地。雪花牵牲口，马玉兴蹬耙。耙了一个上午，雪花问：“我能不能蹬蹬耙？”
马玉兴磕磕鞋里的土，点上了一锅烟，不紧不慢地说：“不怕摔下来？”
马玉兴不是在吓唬雪花，耙地还真得有点技术，不要只看见男的是站在耙上，其实得用对了劲，才能把地耙平，要不怎不叫站耙而叫蹬耙呢？
雪花说：“咱俩换一换，你牵牵牲口，我想试试。”
马玉兴笑着说：“真还要换换？行，你敢蹬耙就行。”
雪花上了耙，两只小脚踩稳当了，双手拽着缰绳，眼睛盯着前方。马玉兴忙给雪花教要领，腿要稍弯点儿，腰要顶上劲，站稳了。
雪花在一开始还是觉得找不对重心，不是前后晃悠，就是左右摇摆，有些蹬不稳。但过了一会儿，她感觉好多了，耙也走稳了，身体自如了，心情也放松了。
耙到地头，她下耙，提耙，转过横头，再放耙，上耙，虽然有些吃力，但是并不紧张。
从地里回来，雪花找到我，把情况详细给我说了一遍。
我说：“走，瞧他们黑来（晚上）怎记分。”
晚上记分，我带着雪花领工票，一看又是五分。
雪花对记工员说：“我蹬耙来的。”
记工员吃惊地问马玉兴：“你牵牲口来？”
马玉兴吸着烟说：“该怎是怎，那地耙得不赖。”
“谁牵牲口来呗？”记工员又问。这时，男社员们都看着马玉兴。
马玉兴把烟袋在鞋底上一磕，说：“前晌是她牵来，后晌是我来。怎？我就不能牵牵牲口？”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
我说：“这工就该记成一样的。”
宋金山这时也走过来了，说：“记成一样的呗。那还怎记？”
这样，雪花和马玉兴就记成了一样的工分。
我很快把这一情况告诉妇女们：“做出成绩好说话，以后咱们还要多多拿事实来说话。”
接下来的几天里，大部分妇女又下了地，都想着能和男人挣同样的工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