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只能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之意尽在其中：面对着穷凶极恶的鲨鱼，你不能一点甜头都不让它尝，但是又不能让它尝得太多，这就取决于船上人对分寸的把握。
外交场犹如生意场，有得必有舍，有舍必有得，重要的是不能因小失大。
黄郛一方面督促关东军撤出关内，另一方面也同意与其进行通车通邮谈判，并作出了适当让步。
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政局即趋向平稳，经济上也大有起色。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而当年夏季，已俨然成为一方乐土。
相比对外，最难的却是对内。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天生的弊病，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东北军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
大战之后，华北驻留着很多部队，民力和财政难以负担，黄郛便想“裁兵减饷”，以节约开支。
然而这个东西却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华北各省巨头，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关，对此无不牢骚满腹，一肚子不满，多次要实行所谓“联省自保”。
黄郛虽然是名义上的华北总负责人，手上却没有军权，华北哪怕最小的诸侯，腰杆子都要比他粗得多，所以事情不仅办不成，反而还要受一肚子窝囊气。
在停战协定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沈亦云曾劝丈夫辞职，但他认为华北遗留事务还很多，自己不应一撒手就跑回来。
这一次他终于感到了力不从心。
在华北坚持一年后，黄郛南下杭州，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了辞职。
这其实已经是他在一年之中第三次递交辞呈了。
两人谈到深夜，估计老蒋当时也有些来火：好了好了，你实在不想去就不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