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金与美元的关系，牙买加体系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逐步使黄金退出国际货币的决定。美元与黄金脱钩，取消黄金官价，黄金不再是平价基础，成员国中央银行可按市价自由进行黄金交易。以往的成员国相互之间以及成员国与IMF之间须用黄金清算债权债务的规定，也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储备结构单一、美元地位十分突出的情形相比，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储备呈现多元化局面，美元虽然仍是主导的国际货币，但美元地位明显削弱了，由美元垄断外汇储备的情形不复存在。西德马克(现德国马克)、日元随两国经济的恢复发展脱颖而出，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牙买加体系下，发达工业国家多数采取单独浮动或联合浮动，但有的也采取钉住自选的货币篮子。而发展中国家多数是钉住某种国际货币或货币篮子，单独浮动的很少。不同汇率制度各有优劣，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为国内经济政策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与独立性，而固定汇率制则减少了本国企业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方便生产与核算。各国可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开放程度、经济结构等一系列相关因素去权衡得失利弊。
牙买加协议还提高了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地位，扩大其在IMF一般业务中的使用范围，并增加了成员国的基金份额，使之从原来的292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至39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幅达33.6％。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额度也有所扩大，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融资。
美中也有不足
牙买加体系下，多元化的储备结构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间的僵硬关系，为国际经济提供了多种清偿货币，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储备货币供不应求的矛盾；多样化的汇率安排适应了多样化的、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国经济，为各国维持经济发展与稳定提供了灵活性与独立性，同时有助于保持成员国国内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多种渠道并行，使国际收支的调节更为有效与及时。
但牙买加体系也有自己的软肋。第一，本位机制受美国经济和美元信用影响，基础不稳定、不牢固。美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力相对削弱，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逆差，美元币值发生变动，导致了各国特别是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现实利益矛盾，不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第二，汇率体系不稳定，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助长了国际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风险大增，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到影响。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多样化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健全的一面，比如汇率调节机制受出口商品弹性限制、利率机制的副作用、商业银行的逐利性竞争导致贷款约束放松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积累甚至危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必将呼唤一个新的体系诞生，无论这个新体系有没有理想模式，未来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肯定是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实力和权力利益较量的结果。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美国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一直维持着这样的美元环流。在这个过程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直接的结果是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断拉大和亚洲各国的美元资产不断升高。这种平衡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美国也不可能永远印钞票印个没完。当亚洲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达到一定的程度，对美国是个很大很大的威胁，如果这些国家一起抛售，美国将就此崩溃。作为缓解的一个招数，当然是促使美元贬值而亚洲货币升值，这样各国保有的美元资产都会减少，这个环流也可以持续更长时间。问题是谁也不愿白白受美国的剥削，亚洲各国央行都在大量抛出本币而购入美元以求汇率平衡。这时候美国动用的就是政治大棒了，逼迫日本停止汇市干预，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位德意志银行的经济学家杜利（Dooley）、福尔克特?兰道（Folkerts Landau）及加佰（Garber）（DFG)对此提出了新的观点：“我们不必要担心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赤字以及亚洲一系列国家币值的低估。这些国家和美国已经有了默契：亚洲国家通过汇率市场调控低估本国货币，并以此来推动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而他们从干预汇市以及贸易顺差中积累的大量美元，又以极低的代价回流美国的资本市场，用于弥补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而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平衡。”这种相向汇总的平衡体系被我们称作新布雷顿森林体系(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亚洲国家维持本币对于美元的相对低估，同时将贸易顺差以及干预汇市得到的美元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促使美国资本账目盈余，从而平衡美国贸易赤字。并且DFG认为这个体系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以维持。在这个体系中，亚洲国家被认为是利用低估本国货币来推动本国经济，成为了目前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而由于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一大国债持有者，在过去的两年中持有的美元资产更是大幅攀升，并且美国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所以DFG将中国视为该体系中的中坚力量。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大楼”坍塌但“根基”仍在，“躯体”残缺但“魂魄”犹存。如果说“双挂钩”和钉住汇率制是表层的制度安排的话，那么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操纵者”、美元作为最主要的“世界货币”，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所在。就此而言，迄今为止，发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依然没有受到实质性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可以依凭其“国际货币发行特权”，采用增发美元来逼迫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升值，从而平抑国际收支逆差和刺激国内消费需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美元为计价单位、以贸易—金融为链条的全球性循环：美国大量发行美元——美国改善国际收支、满足消费需求——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外汇盈余并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美元流入并诱发美国再次采用宽松货币政策。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正是在上述国际动态失衡格局下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危机已促使人们反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长期有效性。就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锚”而言，有两个基本的变革思路：
一是“朝后看”，即重返金本位制，即全球所有国家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理论上说，这种制度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规避了少数国家通过货币发行权以获取“通胀税”和“铸币税”。但其致命缺陷是黄金存量的有限性与经济发展无限性之间存在冲突，且金本位制并不足以保证世界经济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