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传播和迁徙只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机制，远不足以解释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永恒变化的关系。这类机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器物及其他物质遗存为基础的描述性行为。要解释文化变迁，就需要一些能够反映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模型，这种模型要精细复杂得多。
1.12文化作为适应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Steward）和莱斯利·怀特（LeslieWhite）发展出一门他们称为文化生态学（culturalecology）的学科，专门研究人类适应和改变其环境的总体方式。研究文化生态学的考古学家关心的是作为体系的史前文化是如何与其他系统——如其他人类文化、生物群落（bioticcommunity，人类周遭的生物），以及他们的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的。这就是通常被称为文化作为适应（culture-as-
adaptation）的人类史前史研究路径。
文化作为适应这一术语的出现比世界史前史研究中最晚近的术语都要晚。莱斯利·怀特把文化称为“人类的体外适应方式”（man’sextrasomaticmeansofadaptation）。人类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能够为事件和对象创造出可以被欣赏、破解和理解的意义，注入意识形态以及其他，文化便是这种能力的结果。因此，不同地区和时代的人类文化面貌差异极大，从而导致史前物质文化——即研究史前史的数据——的多样性。
在文化作为适应的含义中，人类行为不仅是对单个地点，而且是对环境区域的适应。因此，考古学家不仅要研究单个遗址，还要研究整个区域。考古资料就不仅是一个结构化的遗址系统，而且是一处景观上器物分布和密度的持续形态。当个人或集体在某片区域中狩猎、觅食或耕作时，他们会留下一些证明自身存在的物质遗存，从而形成了反映人类在该区域持续行为的记录。
多重线性文化进化
“文化作为适应”试图解释某个区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文化变异和适应。这一策略意味着考古学家必须密切关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在多重线性文化进化（multilinearculturalevolution，即沿着多重轨道进化）理论中，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在追求自己的进化路线，这一路线由通过技术和社会制度以适应其自然环境的长期成就决定。在解释充满偶然性的文化变迁事件的世界史前史时，多重线性进化理论作为一种通用框架而被广泛应用。
某些社会与其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均势，其中，适应性改变至多包含一些技术上的改进和组织结构的微调。而另一些社会则陷入一种或由外部环境变化引起，或来自社会内部的循环变换中。如果这类变化表现为更多的食物供应或者人口的增长，那么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或者调度过剩的食物供应，可能会加速变革的发生。公元前10000年前发生在西南亚部分地区的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当时生活在优良自然环境中的许多群体为了扩展其食物供应而开始种植野生禾谷植物（见第6章）。在第一批农业试验的几个世代里，许多社会严重依赖谷类作物。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重要的技术性和社会性变革。现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纷纷开始在永久性村落里定居下来。
每个社会都会受到来自环境和可利用技术的发展限制，而某些环境（如埃及的尼罗河谷）相比其他有着更大的生长潜力。某些类型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对专门化劳动的集中控制）相比其他更加有效。适应性变革引发了技术革命，继而带来食物供给的增加和人口密度的提高。多重线性进化理论假设人类社会是沿着多条路径发展的。
作为一种解释机制，多重线性进化理论被广泛采用导致许多考古学家将史前社会划分成两个阶段：前国家阶段（prestate）和国家组织型社会（state-organizedsociety）阶段。这些阶段并非普世性的，它们并非如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所争辩的那般，是所有社会都将经历的，而是在不同环境下，不同集团独立获得的社会发展程度（参见科学专题“古代社会组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