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从公元前3世纪起，绳纹文化总归是逐渐被一种叫做弥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文化取代。弥生人使用陶轮，种植水稻，实行灌溉，并开始用青铜器和铁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从发展较早的中国经由朝鲜进入日本的。弥生遗址出土的几枚中国钱币和抛光青铜镜证明当时两地间有贸易。与龙山一样，弥生青铜器看来是用于装饰或举行仪式；迄今发现的极少几件武器过于纤细，不太可能是用于搏斗。到公元3世纪，重要人物墓上开始封土，大概是从朝鲜人那里学来；确实，弥生文化的许多方面，还有弥生人，可以十分准确地看成朝鲜的地方版。
到公元5世纪，出现了铁刀剑和铁盔甲，它们都与朝鲜的相似或雷同，在一些墓中发现的镶宝石王冠及其他装饰物亦无不如此。住所已经高出地面，农业因使用铁工具而更高产，陶器也变得更硬，烧制更精细，已经不同于弥生时代早期的粗糙陶容器及程式化粘土人形了。现在可以把本州和九州两岛的居民合理地称为日本人了，他们已经达到2000年前的中国商王朝和1000年前的朝鲜的技术水平。日本仍然没有文字，我们也未能找到存在过真正城市或出现过真正国家的证据。
1.7古代亚洲的商业和文化交往
日本对中国文明的改造，东南亚以印度和中国文明为源头，都反映了亚洲古代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这正是亚洲历史从史前时代向历史记载的时代过渡的基础。地区之间的贸易路线是印度思想传播到中国的途径。这些思想曾在唐朝时期对中国人反思儒教传统观念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经中国人综合的印度和中国的智识传统，传到了朝鲜和日本，成为这两个国家在7世纪的政治发展的基础。
公元190年到225年汉朝的衰亡，增加了中国上层阶级对海外联系的需求，以便为他们提供异域商品。公元1世纪也是佛教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时期。到6世纪时，佛教得到中国人的特别重视，东南亚则担任了佛教发源地南亚和中国之间的关键中间人角色。中国僧人由海路远航到印度，中途在越南、爪哇和苏门答腊的佛教朝圣中心停留，以获得对他们信仰的更深刻的理解；印度僧人旅行到中国，与中国教友分享他们的知识。佛教徒们的这种交往除了求知外，也有其经济上的意义，因为中国人寻求的除佛教经籍外，还有宗教工艺品和佛事用品。他们觉得，所有这些东西，将使他们能够在中国合法地举行各种佛教仪式。
在唐宋两朝佛教国际交往的这个最早阶段，中国将南亚佛教传统地方化。到了15世纪的明朝，中国的佛教不再强调印度传统，而只关注自己的佛教实践、学派和教义，并发展了它自己的佛教学术，认为不再需要传播印度最新佛教经籍。种族中心主义越来越强的中国人将中国佛教徒与印度和东南亚交流的作用降至最低，不再强调与这些外域佛教国度保持精神联系的陈旧观念。他们对与南方邻国交往的主要兴趣，从宗教方面转向了商业方面。
青铜时代：青铜武士塑像，属于约公元前400年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Giraudon/ArtResourc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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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3500年的俾路支陶器。
亚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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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启宗教，以神的启示为信仰基础的宗教（区别于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译者
①旧世界，指航海大发现之前所知的文明世界，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尤指欧洲；新世界则指美洲和澳洲。——译者
约公元前500年的日本绳纹时代陶人。陶器仍然较粗糙，制作时不用陶轮。陶器上的印痕是用不同方式编结的草绳绕在未干燥的粘土坯上然后烧制而成。类似的绳纹器皿在亚洲其他地方的新石器时代也有制作。（TheGrangerCollection,NewYork）
022
年 表
100万年前爪哇人；北京人
公元前10000农业在近东和东南亚产生
前8000~前300日本绳纹文化
前5000~前1000南蒙古人种农耕者迁移到东南亚，取代并同化了澳斯特拉罗—美拉尼西亚的狩猎—采集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