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北部与中国东南部可以通过河流和不高的山脉而轻易接触。直到约公元3世纪时，这两个地区在居民、语言和文化上没有或少有区别。
缅甸和泰国逐步由来自多山的中国南部稍微不同的人群定居，但跨越目前政治边界的相互交往一直延续到不久前。前文已经指出，农业和青铜技术很早就在东南亚大陆部分和毗邻的中国南部得到发展，这一技术传播到了整个印度尼西亚，但我们没有这一时期是否修建过真正城市的证据。文字，这个我们所讲的文明的另一要素，也从约公元前2世纪开始，由印度传播到除越南北部外的整个东南亚，这是佛教、印度教及印度文化其他要素更大规模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借助了贸易这个媒介（见第4章）。越南北部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保证了中国书写体系和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在那里占优势。到了真正有据可考，的东南亚最早国家或王国时代，它们看来已经彻底印度化，而越南北部则中国化了。东南亚在文学、治国方略、上层阶级艺术及天启宗教①方面有较高水平，但在基本社会文化方面，却保留了古老得多且独特的地区特质，包括妇女的较高地位、村庄组织模式、财产继承方式、价值等级体系、大众艺术形式、民间宗教，等等。
1.5史前中国
中华文明的出现以黄河流域华北平原考古发掘提供的佐证最为翔实。但是，由于东南亚的农业和青铜技术的起源可能更早，而东南亚与中国南部早在中华帝国兴起之前就在人种和文化上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因而中国中南部的发展也可能比中国北部来得早。水稻、猪、鸡、水牛以及青铜器，应该已经从东南亚起源地，首先循着发源于广州北缘几条向北流的长江支流，顺利完成了向北方的早期传播。广州地区在文化上曾经与今越南北部的古南越（越南语为NamViet或VietNam）王国关系密切，而从约公元前3世纪或更早起，在政治上更是它的一部分。南越王国有两个都城——河内和广州，两地有共同的语言、人种特征和生活方式。
华南的考古证据远不如华北的丰富，其原因与东南亚缺乏考古证物相同：高湿度、高雨量和高温度迅速分解了有机遗存物。但南方的考古研究也比北方少得多，未来的发掘有可能改变目前认识。新近发掘的几处遗址，已经揭示华南和华中好些地方有过先进农业、青铜制造和城市建筑；这些遗址远达长江流域北缘，与华北发现的文化特质相异的遗址几乎同样古老。年代确定相当困难，最古老遗址的年代估计为公元前5500年到前4500年。遗址居民种植驯化的水稻，饲养猪和水牛。华南发掘的遗址太少，即使确有证据，也不足以说明驯化的块根作物的更早期发展究竟如何。
四川盆地以北和长江下游流域以北，基本上是黄河及其支流的洪泛区；相对而言，这是一个雨量有限而不定、冬季长而寒冷的半干旱地区。在这些方面，它与最早将野生小麦和大麦驯化的西南亚古农业摇篮无大差别。华北农业的一大优势一直是它那半干旱地区常见的极肥沃的土壤，即风吹来的厚厚的黄土，其中相当部分被河流卷起并重新沉积。只要有足够的水，耕种是容易的，而且土地肥力几乎用之不竭。基本无树的平原易于开发成农田、运输剩余农产品或其他货物，具有与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印度河流域同样的优势，尽管淤积严重的黄河不太利于航运。
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生产的陶器，可能与东南亚同样甚至更加古老。日本出土的碎陶片的年代为公元前8000年左右，它不太可能比大陆的更早。制造陶器表明有储存剩余农产品的需要，因而至少说明农业已经起步；但与其他地方一样，华北农业的出现无疑也是从更早的野外采集和狩猎长期缓慢演变而来。华北古代主导的、也许是唯一的农作物是小米，它同小麦一样是一种耐旱的干草原禾草，可能原产华北，并最迟在公元前4500年或早至公元前5000年在那里培育出两个变种。对小米的依赖说明华北的农业是独立发展的，并非从华南或东南亚引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