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由于中国几千年来深受皇权专制思想的压制，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比较淡薄。虽然现在处于公民权力苏醒的阶段，但是对税收、财政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达到充分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您觉得原因在哪里？如果要从根本上改进这种状况，应当如何着手？
李炜光：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重义务、轻权利。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至今，中国人的权利观念仍然薄弱，某些政府机关或官员对民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主子意识依然顽固不化。中国人至今所能理解的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仍然是“亲民”、“爱民”，这不过是传统的“官在上、民在下”思想文化的反映，与我们对现代民主文明社会追求的权利本位观念相去甚远。
如果我们不注意认真地培育政府、官员和公民的宪政民主意识，那么，即使“照葫芦画瓢”，引进了最好的制度和方法，到头来也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税收也是如此。你说得对，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太缺乏现代税收的文化理念，太缺乏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太缺乏公共财政精神了！
今天中国的偷逃税之风就像肆虐的瘟疫，遍布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被“卷”了进去，甚至到了“法不责众”的程度。在一个不够尊重纳税人权利甚至不知道纳税人权利为何物的社会，怎么可能造就出自觉守法的纳税人来？一方面“收税是政府的事，纳税人无权说三道四”，另一方面“你收你的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官员所理解的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还是“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我国纳税人所理解的税收，还是“皇粮国税”的水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长进实在有限。
国外的经验或许能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税收文化。亚洲税务管理与研究组织（SGATAR）的主干国家都非常注意政府在税收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他们认为，新型的税收征纳关系是以纳税人为中心，纳税服务的具体内容取决于纳税人的需求。他们非常注意加强对纳税人需求的调查分析，建立纳税人意愿的反映渠道，实现纳税人与税务部门的良性互动。比如在新加坡，企业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政府不是企业的“家长”或“指挥官”。
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向纳税人提供良好的法律、高效的行政效率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并提供包括硬件（物质）和软件（人力）在内的税收基础设施。美国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尊重纳税人权利的国家，制定有《纳税人权利法案》，在官方和民间建立了发达的纳税服务网络。所谓“民间”，是指独立于官方税务机构，专为纳税人提供帮助的“纳税人援助服务处”（Taxpayer Advocate Service），在每个州和报税中心都设有办公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维护纳税人权利、协助纳税人解决纳税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这就使大部分税收问题都能得到较为公正和及时的解决。
我们必须意识到，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的精神、纳税人的原则，早晚要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心中，并且将再也不会因为我们转过脸去而消失，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正视它，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公民承担纳税义务以享受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为前提，任何单方面强制公民承担纳税义务的行为，都是不正义、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纳税不单单是向国家尽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对公民作为这个国家主人的身份的确认，与义务相对的不只是权利，还融合着纳税人的责任、使命、尊严和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