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实际上是在编制一个“财政的宪政之索”。一个国家，必须要弄一个制度编织的“笼子”，或者说用一条制度的“绳索”把政府的财政预算、税收的权力给它限制住。下面是我摘录《宪政经济学》的一些要点：
第一，决策者也是由寻常人组成的，他也就会犯寻常人所犯的错误。如布坎南所说，即使有民主制度的约束，仍有变成“利维坦怪兽”的可能。如果不对征税权加以限制，它就会走向暴政。西方存在这个可能，我们这里也难以“免俗”。
第二，财政须冠以宪政之名，行以宪政之实，离开宪政的统领财政便会走向暴政。
第三，“君主也可能关心自己的臣民”，但开明的政策不能代替财政宪政制度的构建。让政府的权力再大些，它只要办好事就行，这还不光是普通人，包括很多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新儒家就是这样的观点。我们宪政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承担的责任就很大，不光要说服官员，还要说服很多自己的同行。
第四，私人财产权的确认是征税的前提。只有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并且得到纳税者的认可、同意的征收才是税收，凡不是针对私有财产的征税就不是税收，它只是带有租金性质的征收。
第五，宪政规则中应包含专门针对征税权的内容，要把它写进宪法和这个国家税收基本法。这些，我们都还没有做到。
第六，公民对统治者的控制只能通过对其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各种约束都有，唯对征税权控制不住，其他都是白费，没有用处的。即使你惩治腐败的力度再大，腐败也依然照旧，抑制不住的。
第七，反映公民意愿的“纳税人反叛”具有正义的性质。布坎南研究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一个洲的情况，但是他阐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纳税人反叛，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公民不服从”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还不熟悉、目前还无法接受的理念。
我们的宪政之路几乎是从零开始走，我们和100年前梁启超之类的学者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任务甚至更艰巨。我们有的地方比100年前的人们幸运，比如我们现在有互联网，在启蒙上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但有的地方，我们的条件未必比100年前的立宪派们更优越。
关于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及赋税的法理基础问题，我写了很多文章，我的体会可以归并为以下几点：
一是在专制制度下，皇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限制。总是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拥有一切，主宰一切，恰恰这个权力又不是宪法，它只是世俗的权力。这就和西方的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在西方，国王只是一个世俗的权力，在他之上还有上帝。你错了我可以不服从你，因为上帝没有这么说，宙斯没这么说，我可以反对你。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只要是领导说的，那就是对的，平头百姓就得服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一直到现在，我没看出来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西方人怕上帝，中国人怕皇上。中国人头脑当中居最高位置的不是什么神，而是皇上。在中国人头脑当中栽种宪政的种子，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努力，到现在还是若有若无的状态。
二是国民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如严复所说“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该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在中国，争民权之难，可比难于上青天。这个，先驱们早有体会，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了。
三是统治者有权任意对国民征税，却不必承担向国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它的“法理基础”，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来约束或者规定统治者只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为社会提供什么，完全没有，最多在道德上有一些民本思想，还没有用法律确定下来。作为统治者，他可做可不做，所以中国的贪官层出不穷，就是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造成的。
四是统治者征税具有强烈的随意性，无需提供什么法理依据，也无人敢去置疑他征税的合法性，此为朝野共识，即使那些鼓吹“民本”的学者也不怀疑它的正确性。在中国，财产法律只存在于“子民”之间，而绝不可能存在于“子民”与统治者之间。中国也曾经有过财产的法律，比如说均田制，但是只存在于子民之间，绝不可能存在于子民和统治者之间，你和官府分配财产权，哪一块地是你的，哪一块地是我的，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征税权无制约的后果，就是无法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导致腐败的不可抑制。最近文强被注射，整个过程的报道我看了，感觉有点难过，因为失去了权力的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一定要剥夺他的生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他的罪责不可饶恕，但比他本人责任一点不小甚至更大的制度问题，也完全由个人承担了，这公平么？作为个人，文强一旦被剥夺了权力，他也就根本无法为自己申辩了。哪些问题是因制度欠缺所导致的，也就无法也无需去分辨清楚了，他根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治税权得不到制约的第二个后果，是赋税负担不断加重，各种非法加派强制合法化，导致周期性政治危机，这就是所谓“黄宗羲定律”。我们还没有大规模进行“费改税”，这个过程实际在慢慢进行，各种新税增加，老税又没有减，逐渐地，税收规模还是在加大的。我们现在又实行预算外进入预算内，这个过程要防范很多非法的征收变成合法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
治税权得不到制约的第三个后果，是官民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说什么阶级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历史上何曾发生一场贫苦农民和地主之间像样的武装斗争？还真没有，都是民反官，事情闹大了，干脆直接把皇上的座位抢过来自己坐。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官民矛盾缓和了，社会就和谐稳定了。皇权肆虐导致人民绝望，山河失色，国家民族无前途可言，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道理。
由于以上原因，无论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历史上那些改革的评价有多高，其促进文明进步的价值终究十分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