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是团队的生命
领导一个团队，最重要的就是纪律。与纪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第二位的。
20世纪70年代，日本伊藤洋货行的董事长伊藤雅俊突然解雇了业绩卓著的岸信一雄。这在日本商界引起了一次震动，就连舆论都用轻蔑尖刻的口吻批评伊藤。
人们都为岸信一雄打抱不平，指责伊藤过河拆桥，将三顾茅庐请来的一雄给解雇，是因为他的东西全部榨光了，已没有利用价值。在舆论的猛烈攻击下，伊藤雅俊理直气壮地反驳道：“纪律和秩序是我的企业的生命，不守纪律的人一定要处以重罚，即使会因此减低战斗力也在所不惜。”
事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岸信一雄是由东食公司跳槽到伊藤洋货行的。而伊藤洋货行是从事衣料买卖起家，所以食品部门比较弱，因此伊藤才会从东食公司挖来一雄。“东食”是三井企业的食品公司，对食品业的经营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于是有能力、有干劲的一雄来到伊藤洋货行，宛如是为伊藤洋货行注入一剂强心针。
一雄的表现相当好，贡献很大，十年间将业绩提升数十倍，使得伊藤洋货行的食品部门呈现一片蓬勃的景象。
但从一开始，一雄和伊藤间的工作态度和对经营销售方面的观念即呈现极大的不同，随着岁月的流逝裂痕愈来愈深。一雄属于海派型，非常重视对外开拓，常支用交际费，对员工也放任自流，这和伊藤的管理方式迥然不同。伊藤走的是传统、保守的路线，一切以顾客为先，不太与批发商、零售商们交际、应酬，对员工的要求十分严格，要他们彻底发挥他们的能力，以严密的组织作为经营的基础。这种类型的伊藤当然无法接受一雄豪迈粗犷的做法，伊藤因此曾要求一雄改善工作态度，按照伊藤洋货行的经营方法去做。但是一雄根本不加以理会，依然按照自己的做法去做，而且业绩依然达到水准以上，甚至有飞跃性的成长，充满自信的一雄，就更不肯修正自己的作法了。他说：“一切都这么好，证明这路线没错，为什么要改？”
如此，双方意见的分歧愈来愈严重，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伊藤只好下定决心将一雄解雇。
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的人情问题，也不尽如舆论所说的，而是关系着整个企业的存亡问题。对于最重视秩序、纪律的伊藤而言，食品部门的业绩固然持续上升，但是他却无法容许“治外法权”如此持续下去，否则会毁掉过去辛苦建立的企业体制和组织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待事件，伊藤的做法是正确的，纪律的确是不容忽视的。
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矩
古代统帅带兵打仗，从来都以军纪为约束军队、提高战斗力的关键。统帅向来以严明的军纪来约束士兵，主张军队之中爱兵之道以严厉为主，如果过于宽厚，军心就会松弛而浮躁，因此绝不可因人才难得而迁就他们。舍军令而迁就人才，好像舍本逐末，最终也将得不到人才。
过去有许多著名将领十分看重军队的士气，清代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最不喜欢那些仗剑走江湖的侠士，而更看重军队中铁的纪律。在祁门时，曾有一人前来投奔，自称皖省名侠许荫秋。他武艺一流，但曾国藩考虑到军中纪律如铁，侠士则以散漫、游走为习，故不收留。幕僚问他原因何在。他说这种剑侠大多是不受约束之辈，邪多正少，不知遵守国家法度，虽武功高超，但留下来会破坏军纪且会影响军中风气。曾国藩始终没有破坏自己的规矩，即使对爱将也是如此。
曾国藩初带兵时，李鸿章投到他门下做幕僚，李鸿章认为自己是进士身份，可以不参加早练，总是日上三竿才大梦方醒。一连三天曾国藩看在眼里，碍于情面暂不作声。第四天天还没亮，曾国藩就派人告诉李鸿章：曾大人说，每日晨练是统一军令，即使有病也得起来，大家等你去了以后再用餐。李鸿章这才感到紧张，赶紧披衣下床，踉踉跄跄地直奔餐厅，心中忐忑不安。曾国藩瞪了李鸿章一眼，端起碗吃饭，幕僚们才开始端起碗来，一言不发。吃完饭后，曾国藩放下碗筷，面对所有人一字一句地说：“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矩。此处所崇尚的，是统一的军令，任何人也不得例外。”
说完甩手走出餐厅，这一句好像当头一棒，李鸿章半天没转过弯来。
从那天起，李鸿章果然十分遵守军令，虚心学习周围的一切，改掉了骄横清高的文人习气。而良好的纪律和风气也使得湘军成为能征善战的劲旅，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大。
可见，规章制度无论对企业对军队或其他组织，都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员工我行我素，那企业便犹如一盘散沙，毫无竞争力，也不会创造出很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