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海麟/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清朝末年，随着欧美传教士们在中国倡导体育，以及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影响，京、津、宁、沪、穗、港等地的各项体育比赛日益活跃，并由少数教会学校参加逐渐推及埠际，这便是近代中国体育运动的发韧。但当时并没有健全的官方体育机构，仅靠一些热心的社会人士倡导开展体育活动。
1910年（清宣统二年）10月18日，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的张伯苓，与北京青年会总干事格林、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埃克斯纳等人，共同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首届全国运动会。会后，张伯苓以赛会发起人、总裁判的双重身份，与唐绍仪、伍廷芳、王正廷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体育组织，也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
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虽然成立，但它纯属一个临时性组织，既没有固定的会址，又不能建立起完整健全的行政系统，更没有政府的投资。所以，在运动会结束后，各位会员随即各奔东西。但该组织的创始人张伯苓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以南开中学堂为依托，广聚全国体育人才，大力建设基础体育设施，建立完善体育教学体制，推广体育运动。
1914年，张伯苓联络体育界人士，成功地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此后，随着全国体育运动的开展，中国体育行政区域被划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及华西等五个区，各区均组建了独立的体育联合会，以主办各该区体育赛事。当时的有关人士也称：“我国社会体育日益普及，此不能不归功于该会者也。”
1923年，东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代表中国参赛队登台讲话的竟是美国人格雷（J.H.Gray），这在运动员、旅日华侨和国内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尽快成立中国人自己的体育组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于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就在国人的热切企盼中正式提到议事日程。
1924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举行。赛会期间，五区体育联合会代表一致倡议建立一个代表整个国家民众体育的机构，并推选张伯苓、王正廷等筹备、主持其事。延至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年会，五区体育联合会代表也多出席了此次会议，遂借此集会之便，召开了全国性体育机构的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简章，正式定名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推选张伯苓、王正廷为名誉会长，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其他15人为董事。当时因政府没有经费支持，只得先借上海申报馆为会址。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对推动全国和各地区体育运动竞赛的开展，加强国际体育联系，组织参加国际体育活动和推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国人自觉主动接受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标志。张伯苓虽为名誉会长，却实际主持着该会的日常工作，肩负着筹办各项国外赛事，选拔参赛队员，赛会总裁判、总领队等艰巨任务。
1927年，中国成功地承办了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这是“该会成立后第一件大事，亦即华人自管体育事业之嚆矢”。就在这一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务逐渐由国内延伸至国外，先后成为国际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足球、篮球等协会会员，我国优秀体育选手从此获得了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国际体育赛场开始出现中国人的英姿。
1928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得到全国青年协会的赞助，租得美国基金团的上海法租界运动场130余亩，辟为田径、足球、棒球、网球等各项体育活动的场所，暂借圣约翰大学及《申报》馆为临时办公处。此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除筹办参加国际比赛外，更协助政府举办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1933年10月10日，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揭幕。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于当日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2人。这32名代表是根据1931年8月30日常务董事会决定，按照全国运动会办法，以省市特别区及华侨团体为单位而产生的。会议除修订了会章外，还改选了会长、董事等。会议选举张伯苓为会长，王正廷为主席董事，沈嗣良先生仍蝉联名誉主任干事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