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台湾的）反映是漠然的。这是因为中日战争结束还没几年，朝野对日本加诸于我国的伤害实难忘怀，盟国金山和约（按即旧金山对日和约）及中（按即台湾）日双边和约却都放弃索赔。盟国着眼于未来的和平，因此不对已经山穷水尽的日本要求赔偿，这也使得日本后来成为经济强权。至于“中华民国”，则因签约而维系了我在海峡两岸政权里的正统地位，并带来台湾以后几十年的安定与繁荣。〔46〕
仅仅为了保住“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蒋介石就紧紧追随美国，不惜采取宽大政策与日本签订和约，容忍日本避而不谈台澎领土归属权，主动放弃战争赔偿，不提战争责任，最终达到了与日本签订和约的目的。但这终究是一个不光彩的和约，也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和约。台湾一名研究者认为，日、蒋和约的签订是蒋介石的一次外交失败，他愤慨地写道：
窃以为我方以一个战胜国之身份订立此种和约，在外交上是一大遗憾，因为金山和约中对战败国已给予优厚之待遇，而我根据此和约所拟之约稿，竟被对方删改，和谈中又遭战败国的捉弄，屡以我方及早观成之意切心理，再三延宕，最后利用金山和约之即将生效，与我摊牌，而我亦委屈与之缔结，这可说是有史以来未有之先例，岂不令人愤恸兴叹！〔47〕
日、蒋和约订立后，双方关系并没因此变得密切，反而接二连三地出现矛盾。最先出现的就是双方互派“大使”风波。和约达成之后，蒋介石就考虑选派驻日“大使”一事。为此，蒋介石专门召见他的驻日私人代表蔡孟坚，向其询问日本政界人物对张群印象如何。蔡孟坚是中统高层骨干，20世纪30年代初，曾担任武汉行营少将衔侦缉处长兼中统两湖特派员和武汉警察局长。1949年，时任江西省建设厅长的蔡孟坚逃往台湾。蔡孟坚到台后，成为蒋介石的心腹，接受蒋介石密令到日本专做情报工作。蔡孟坚对蒋介石说，日本政界认为张群处事稳健，“称赞不置”。蒋介石对蔡说：“我将派他去日本（按蔡的理解，是派张去做“大使”，但未明说），你对国内及日本人切勿透露。”〔48〕
可是，没过几天，日本各大报刊及新闻媒体就刊出“张群首任驻日大使”的消息。同时，日本通讯社也将此消息传至台北，台北各报纸亦公开发表。这弄得蒋介石十分被动。因为在此期间，关于“大使”人选又有新的调整。“原来，蒋介石已召见‘外交部长’叶公超，谈妥派张群出使日本。在张群答应接受任命后，叶公超准备向‘行政院’院长报告。”“行政院”院长陈诚得到报告后，不同意张群出任“大使”，但又不能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提名，于是，就提名曾担任过蒋介石、宋美龄英文翻译兼中广经理的董显光任驻日“大使”。这人也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没有办法拒绝，只得接受。〔49〕
张群是日本通，与日本关系密切，蒋介石在日本问题上对他也是多有倚赖。所以，日本听说张群出任第一任“大使”，也颇为满意。忽然，日本听蔡孟坚说台湾要派董显光出任“大使”，则大有意见，嫌董显光资格浅。日本副首相绪方竹虎当面斥责蔡孟坚说：“你们‘中华民国’变化太多。”
恰巧，蒋介石对日本拟派驻台“大使”太田一郎也不满意，要求改派一个资深官员。于是，日本改派芳泽谦吉出任大使。芳泽曾任日本外相，抗日战争前曾任驻南京公使。但是，芳泽年龄已经超过80，蒋介石并不满意。不过，为了让日本接受董显光，也只好接受芳泽。蒋介石电令蔡孟坚，向日本副首相绪方竹虎解释：张群因国内公务繁忙，无法分身出使贵国。“董显光为留美出身，任过内阁新闻局长，一向承办本国对外事务，总统对张董二位同等亲近，盼日方能同意其出使。”“贵国资深外交家芳泽谦吉先生，向所仰慕，甚望贵国派其使华。”〔50〕这样，日本也不便再说其他，互换“大使”风波总算平息。
日蒋和约签定之后，大大便利了日本与台湾的贸易活动，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台之间的贸易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蒋介石不愿意看到大陆发展的繁荣昌盛，在国际上处处打压大陆，不允许它的盟国与大陆有政治、经济上的来往。所以，战后日本与大陆的贸易活动就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