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智时代，是我对知识经济在中国的独特解读。通过阅读《财智时代》这本书，读者能在对昨天的回顾和对明天的展望中，透视历史发展的脉络，从而对财智时代的理解会更为深刻。《城市中国》是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感悟和总结。一个成功的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今天，当城市经营还是一个理论问题，甚至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时尚话题的时候，长期潜行于市场经济深海之中的工作室，已经在这个几乎是包罗万象的领域奋力耕耘了5年的时间。《城市中国》就是工作室这5年来实践的一次毫无保留的总结和告白。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尽管已走出体制外，但我却始终保持着相对超然和独立的立场。这种既不属于甲方也不同于乙方的立场和观点，使我具备了与“狼”共舞、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由此便产生了《丙方的观点》一书。读者将会在《丙方的观点》中看到我对企业家、商帮、文人等诸多社会群体和社会现象的解剖与针砭、观察与思考。《找魂》作为工作室的第一本战略性著作，融会了我们这个团队十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历。但也绝不只是一部中国本土战略策划机构的创业史，更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国人，当我们在海纳百川的时候，千万不能丢了自己的本，不能把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智慧和文化丢在脑后，只有根植在中国的大地上，只有对整个东方文化的神韵、哲学有相当的理解和体验，并辅之以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我们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疑难杂症。三年前，工作室曾有幸参与了大成都城市战略的制定，后来的岁月中又介入了成都所属的十几个区县发展模式的探索，得以亲身参与并目睹了大成都是如何破蛹化蝶的每一个细节。
《城变》这一崭新的著作，就是对这个过程详尽而全景式的展现。它所和盘托出的，是中国一个传统城市在经历了惊世之变后所揭示出的社会经济学意义。图像可以到达语言无法到达的地方，思想可以到达时空无法到达的地方。这套文库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推荐的靓点，就是《财智论语》这本新作。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浓缩了我二十年来的思想精华。无论是格言妙语、轶闻趣事，还是地域解读、人生感悟，都短小精悍、喜闻乐见。它正如一碗由无数黄豆磨成的豆浆，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过程，细细品来一定别有一番滋味。二十年的积淀，终于迎来了这套文库的付梓。当我把这些思想成果结集成这十本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时，心里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欣慰。很久以来，我就把工作室定位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思想库。所以我们更注重在理论、思想和文化上的积累，常常去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或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事业。因此，我们总是要求自己做一个“自选动作”的创造者，当这个“自选动作”创造出来以后，就会把它毫无保留地传递给社会，去“唤起工农千百万”。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很矛盾的选择，这不是犯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大忌了吗？我的解释是，这叫做“教会徒弟，饿瘪师傅”。
只有肚子随时处于饥饿状态，才会去觅食，才会去努力，才会去奋斗。天道酬勤，因此我们常常有幸能沉淀下一些东西，能够不断地有精神产品和精神成果奉献给社会。我一直强调“我们既是公司，也不是公司”，我们之所以敢于去实现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思想库这样一个梦想，也是基于对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感悟和认识。当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对平静下来的时候，真正的价值还是体现在文化上，将会有大量的东西供后人消化和整理。尽管我们正处于一个喧嚣的时代，但喧嚣过后的三五十年内，我预感到，中国很可能真正出现一批巨匠和大师。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巨匠和大师呢？正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一批探索者，留下了很多素材、气氛和环境，使他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从这点讲，可能我们只是一批探路者、一批过渡性的人，但我们充分燃烧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借这套文库即将付梓之际，写下这些话，愿与广大读者共勉。
二○○七年元月于北京原版作者序言“王大侠”与我此文为原版《谋事在人》一书的后记，再版时为纪念作者谭启泰先生特作为序言放在前面。而谭先生的夫人游日英女士听说《谋事在人》再版特撰写的纪念文章，则作为本书后记。这本书的写作冲动，早在一两年前就有了。只是本书的主人翁近年来“天马行空”，忽往忽来，“神龙见首不见尾”，难得有一个完整的时间与之坐下来好好长谈几次。记得1986年，我从上海调到广州才一年多，当时正担任《南风窗》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忽然有一天从报上看到《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的煌煌大稿以及内参上《广州的第三次交通高峰》等文，其居高临下的观察力和气势不凡的文笔，令我们这些自命为“新潮”刊物的记者、编辑们也为之动容。王志刚（当时还未改为“纲”）这个“新闻独行侠”就这样贸贸然闯入了南国的新闻空间。然而当时我们对“三次冲击”的提法并不以为然，为此还在“每月讨论一个敏感话题”的“平民研讨会”上组织了一次带有争鸣性质的讨论会，将纪要公开发表在杂志上。
谁知此后不久，就听说王志纲（已改为此名）调来新华社广东分社加强报道。果然，《放眼向洋看世界》一类大稿重拳出击；“王志纲”的名字很快覆盖了广东一些主要的报纸阵地。 我立即交代有关的责任编辑，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王志纲挖过来当我们的“特约撰稿人”。1988年年初，编辑小钟兴奋地向我报告：抓到了王志纲的一条“大鱼”——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全文近一万字，问题是《广州日报》也在争夺此稿，但其版面有限，只能删减成五六千字。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套”住大手笔的机会，阅读文稿后更感到此文既有丰富的材料、独特的观察，又有深入的解剖、理论的分析，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稿。当即决定拆下马上要付印的版面，急忙换上《百万移民下珠江》。此后不久，国内最具权威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此稿，这证明我们的判断还是对头的。这年年底，听闻王志纲因写《中国走势采访录》而遭广东一些人之非议，我主动约他长谈了一次以了解真相。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王志纲当时还住在分社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内，狭小的空间塞满了书架，夫人与一对“骐骥”儿均未迁来，颇有一些孤独冷清的意味。然而，随着王志纲的滔滔雄辩，时代风云思想、闪电改革波涛扑面而来，一个在中国社会纵横大坐标上下求索的勇敢者形象，拨开迷雾渐渐呈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