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22日，就在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关押地被迫害致死的当天下午，几个不明身份的人闯进李立三的家里。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对李莎宣布道：“你被逮捕了!”李莎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一眼望见逮捕证上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签名。
这些人把李莎先是押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学楼住下。第二天，一位公安人员对李莎说：“谢富治(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志叫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请吧!”李莎无可奈何，只得听从吩咐，随他走出了教学大楼。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时兴的那种警笛呜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黑色小卧车，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车，从北京外国语学院院内驶出来，先是向东，再是向北驶去。车上的囚犯——中国籍俄罗斯人李莎，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两旁有两个公安人员“保护陪伴”。但她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徒。囚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来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没有透明的玻璃窗户，远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类似日军时碉堡墙上的了瞭望孔。这就是当时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
后来才得知：由谢富治控制的“李立三专案办公室”成立以来，煞有介事地大搞起“李立三叛国集团”的专案来。谢富治、康生、江青多次在“李立三专案办公室”的报告上批示：“值得追查”，“要彻底追问”等字样。江青更在一份材料上诬称“林莉、孙维世和李莎……是特务关系”。专案组在他们指使下，大搞逼供信，材料越搞越神奇，弄出了一个所谓的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这个集团包括有在国外的郭绍唐、国内的杨尚昆、李维汉、张锡俦、赵洵、欧阳飞、林莉、孙维世、葛拉娘等几十个人。说他们在国内外活动了几十年，目的是要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李莎被单独关押，住进鸽子牢房，插翅难飞。进入监狱后，立即被换上一身黑色囚服，原先的衣着丝毫不见了。看管人员向她宣布：“从现在起，你没有姓名了，只有一个号码，你是77号。”同时要求她每天要正襟危坐于离地面只有8寸高的木板床上，不许靠墙。
就在这一天，李莎的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也被关进了同一座监狱。但是，母女、姐妹之间，近在咫尺，彼此不知下落。
在监狱中，李莎与审讯人员经常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你要老实交代李立三的罪行!
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李立三没有罪，我不能无中生有。
你不老实，就别想从这里出去!
你们迟早会知道，是你们错了。
你是中央委员的老婆，没有根据我们能抓你吗？
……
好在事实是不能伪造的，他们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在狱中，专案组逼着李莎交代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逼她承认她是早被招聘的“苏修特务”，是“特务上级”。这些都被李莎一一顶了回去。专案组的人恼羞成怒，让她站着交代问题，从晚上十时直至下半夜三四点钟，对她轮番审讯，长期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然而，李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说半句假话。
在伙食方面，对这个所谓的“苏修特务”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吃的是窝窝头，老菜帮子熬汤，碗底混杂着厚厚的泥沙，表面漂着一层蜜虫。既吃不饱也饿不死。1972年初，毛泽东得知监狱的恶劣情况后，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让犯人在没有疾病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对犯人的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即使讨要玉米窝窝头也是没有。李莎对笔者说：当时看到这样好的伙食，心里想，像这样的监狱，再住几年也没有关系。
在狱中，狱方只允许李莎看《毛选》和《人民日报》，这给她创造了一个学习中文的极好机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敲门，向外面的警卫战士请教。战士见到这个外国老太太谦虚好学，大为赞赏，谁都非常乐意教她。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被关押8年的日子里，她曾请求给一本字典学习汉语，监狱就是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她想练习书写中国字，但专案组只在让她写交代材料时才发给她纸张和笔，而在写完材料后一张不少地要全部收走。李莎对笔者说：“我在秦城监狱蹲了8年，如果他们给我纸和笔，我肯定能学会写汉字。现在，我只是认得汉字，却不会写汉字。”
8年的铁窗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在长达2880多个日日夜夜里，没有笑脸，后来没有审讯，也没有人同她讲话。她张开嘴，发现喉咙已经不会发音，她抬起脚，发现两腿已难迈步。只有在那种逆境下侥幸生存下来的人，才知道寂寞是多么可怕！她日盼丽阳，夜盼繁星，对残酷的现实，无所畏惧；对未来的命运充满希望。8年的铁窗生涯，锻炼了她的意志。她要活着，不是为别人而活，不能看别人的眼色而活。她有着自己的路，有着自己的追求。她坚信风暴、乌云是暂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