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9日晚，又被批斗了一天的李立三在家里稍稍喘了口气，顾不得浑身上下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疲惫，哆哆嗦嗦提起笔来，写信向毛泽东报告。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成为华北局文化革命运动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已经快一年了，其中虽然有起有落，但最近两个月，华北局各组织（共四个组织）已经召开了14次斗争我的会，加我以许多罪名——莫须有的罪名。我的精神和身体所受的折磨，已经非常厉害，特别是头痛头晕，难于忍受，几次写信请求让我治疗或休息几天（在家里，每天来访的人总有三四批），都未得到允许。
最近六月五日，忽然成立了“揪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参加联络站的革命造反组织有58个之多。在联络站成立的公告上说：“窃据华北局书记处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忠实效力，他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
主席！上述这些加给我的罪状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如果有一条是符合事实的话，那么，我不仅应当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而且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开始是不相信的，现在想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么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主席！我在历史上犯过立三路线错误，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这是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群众批评的。但我在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在莫斯科时期，虽然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是不止一次地不顾个人的利害，以至生命危险，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如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王明搞篡夺党领导的阴谋，我是坚决反对而且及时揭发了的（康生同志知道）。又如1938年至1939年在莫斯科坐牢时，我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诬蔑我们党的事件进行顽强的斗争（恩来同志知道）。
我从1946年回国以后的二十一年中又犯了几次严重的错误（如梅河口会议的发言，全国总工会的错误，1962年参加河北省委的发言等等），但的确只是由于对主席思想学习不够，领会不深而犯的错误，而绝不是什么有意干的反党罪行。在华北局工作十几年来（注：这是指包括从1955年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以后的十几年），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耍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我从来没有搞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有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如高饶，我同他们反党活动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把李立三的思绪打断。他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立即把未写完的信稿拿到卧室，往枕头下一塞，还没缓过气来，一群造反派已经汹汹地站在他的身边，不容他给家里人说句话，就被揪住衣领拖上了汽车。
“造反派”们这次把李立三秘密看押在三里河一座楼上私设的牢房里。
第二天，造反派按事先计划，把李立三与他夫人李莎押在一起开了一次斗争会。
斗争会设在华北局礼堂里。由于李莎是个“洋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钦点”的“苏修特务”，人们像看“西洋镜”似的，都想看个稀奇。所以，整个礼堂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参加陪斗的还有所谓“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张某某，所谓“叛徒”苏某某等七八人。
斗争会历时3个多小时，李立三与李莎始终被按站在台前。李立三面容憔悴，颤颤巍巍，一副站立不稳、随时都要倒下的样子，但面对造反派的厉声呵斥，他仍然“死不认罪”，矢口否认有什么“特务活动”。李莎则被弯腰达90度，以至汗流浃背，衣衫全湿透了。尽管这样，她还不时偷偷看一眼李立三，见到李立三那奄奄一息的样子，心中如刀割一般……
好不容易批斗会结束，按事先约定，主持这场批斗会的造反派要把李立三“交还”给另一个造反组织。为了不暴露李立三的藏身之地（惟恐别的造反组织知道将其抢去），他们先把李立三夫妇放在一辆黑色伏尔加汽车里，后面又暗地里跟了一辆汽车，先向东往李立三家的方向行驶，行进到文津街附近突然停车，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车里，单独送回东单北极阁家中。李莎毫无思想准备，连与李立三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更让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批斗会上夫妇二人的见面，竟成他们俩最后的生死诀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