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莎是俄罗斯人，从小生长在莫斯科，从苏联来到中国后，不时想回去看看。这种对故乡、对亲友的眷恋之情，是人所共有的。为了来往方便，她一直持有苏联护照，保留着苏联国籍。这在中苏关系正常时期，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恶化以后，对李立三来说，也随之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某种角度上说，李立三“文革”中的悲剧，除了他是所谓“老牌机会主义分子”外，跟他这个“国际家庭”也不无关系。
早在1959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时，林彪突然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一上山(即庐山)你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有人借机直接诬蔑攻击彭德怀“里通外国”，一向靠整人起家的康生灵机一动，立即写信给毛泽东，把矛头对准在苏联呆过15年又有苏联籍妻子的李立三，说李立三也是“里通外国分子”。
康生一下庐山，9月的第一个星期，就找李立三谈话，把祸水向李立三泼去。除了抓住李莎的国籍问题大做文章外，还故技重演，重复1937年他在共产国际时对李立三的诬陷，借苏籍华人郭绍唐之口，诬蔑李立三1938年在苏联坐牢时“对中国党的同志随便乱供”，再次加罪于李立三。
李立三面对康生向他发出的进攻，坐卧不安，于1959年9月10日给康生写了书面报告，阐述了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就康生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全文如下：[y1][y2][y3]
康生同志：
几天前你和我谈，要我劝李莎转入中国籍的问题，我至今还没有向李莎谈过。这几天来，我再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以下一些想法：
首先我考虑的是，究竟政治上是否有此必要？我想，李莎和我结婚二十三年多了，从来没有发生什么政治上不好的问题，特别是她到中国来以后十三年多，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水平有了不少提高，对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虽然她对中国的某些风俗习惯，至今还感到有些不习惯，但是，她非常信服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为此感到高兴愉快。因此，我相信她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任何问题。我又想，假如她在政治上不可靠的话，那么，转入中国国籍也不解决问题，我就应当考虑同她的关系问题。但是，她在政治上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是可以完全保证的。
另一方面，她对苏联民族的情感是很深的。她是俄罗斯人，从小生长在莫斯科，一切风土人情都已养成习惯。因此，她至今常常想念故乡，总是想回国去看看（不过，她来中国后，十三年中只回去过两次，这是因为来往路费困难，又不便呈向中央请求补贴）。她在苏联还有一些亲戚（都是普通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担任负责工作的），和她通信的只有一个嫂子和两三个同父异母姊妹。她有时还是很想念她们的，接到他们来信的时候，就感到愉快。因此，我觉得，如果向她提出要她脱离苏联，加入中国国籍，她一定是不愿意的。如果勉强的话，可能发生很大的争吵，甚至闹离婚。如果政治上有此必要的话，我是会不顾这一切的。不过，我觉得政治上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并且我想，如果因为国籍问题闹离婚，万一传到苏联同志的耳里，也会发生不好的影响。甚至她同意我的意见，转入中国国籍，按照苏联法律，要办脱离国籍的手续，不管她提出什么理由，还是可能引起苏联同志的怀疑，似乎这也是不很好的。
她在这里，除了几个中国同志的苏联爱人外，没有和任何苏联人有朋友关系。十多年来，除了因回国办护照等事情到过几次苏联领事馆外，没有到过任何苏联驻华机关。苏联专家，包括和她一块在俄语学院工作的专家，她与他们没有任何友好往来。
我常说，我的家庭生活，是充满矛盾和妥协的。矛盾是夫妻矛盾加民族矛盾（生活习惯不同），妥协是在生活习惯方面相互妥协。老实说，在这一方面我向她妥协得多。为什么能够妥协，不只是因为患难夫妻（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她的表现始终是好的），而且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一致。在政治方面，她是完全相信我的，这也是她热爱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常观察她这种既爱苏联也爱中国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她内心上并不是矛盾的。
上面这些想法，如果有错误的话，希望你给以指示。
另外，你那天说的，郭绍唐在八大前的来信说，他“在狱中没有像李立三那样对中国党的同志随便乱供” 。我想，你现在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是不是你对我这个问题还有怀疑？你在那天会议上也没有说郭是诬蔑。我向你申明，这完全是郭绍唐对我的诬蔑。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没有任何“乱供”的事。恰恰相反，针对马尔特维诺夫用国际干部部的名义写的证明信，不仅诬蔑我而且诬蔑我们党和党的一些领导同志的话，我在狱中就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坚决斗争。出狱以后，我就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写了很长（240页打字材料）的申诉书，控告和驳斥马尔特维诺夫对我们党的诬蔑。我记得恩来同志还参加过一次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想必他会记得这些情况的。据说，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党的文件都送到中国来了。我想这个事实是可以完全弄清楚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如果你现在对我还有什么怀疑的话，我敢说，你将来总会相信我是完全忠实于党，忠实于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