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与郭沫若之间，早在1927年共同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时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当时，两人都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但在那次起义失败之后，两人天各一方。特别是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被迫流落他乡——苏联，身处逆境，双方更是失去了联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时过18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远在莫斯科重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1945年 6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和中国学者的身份，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前去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纪念大会。纪念活动本来安排在6月16日至28日进行，但郭沫若于6月9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绕经印度、伊朗，由于路上耽搁太长，直到6月25日才抵达莫斯科，只赶上纪念活动的尾声。
在苏联外国文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的李立三，得知郭沫若抵达莫斯科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地，与分别18年的老朋友亲切交谈，两人长时间的叙旧，充分反映出李立三强烈地思念祖国、思念旧日的战友和同志的赤子之情。
郭沫若在7月4日的《日记》中，把他与李立三的第一次见面作了较多的记述：
按照电话的约定，晚九时，立三也来了。十八年不见，他比从前消瘦了好些。他说我的相貌一点也没有变。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立三在苏联已经十五年了，已娶妻生一女，女已两岁。他在外文书籍出版部做工作，《俄罗斯人物》和《考验》（注：即《俄罗斯人》剧本，西蒙诺夫著 ；《考验》，小说，别尔文采夫著），都是他所翻译的。他很思念国内的朋友，差不多所有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
我们同到高尔夫大街去散步。他指着一座大厦给我看，他说：“这是以前的第三国际招待所，现在改着别用了。恩来来时，是住过的。那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好多的大建筑，现在是大厦凌云，鳞次栉比了”。的确，为了放宽街面，有的高楼大厦正整个往后移，而同时又在向高空中发展。这是原来的基础好，改造起来也比较容易。立三住在郊外，坐地下车约40分钟。我们步行到普希金广场又折回，在转向旅馆的街角上握别了。
郭沫若在随后的《日记》中继续写道：
7月6日晚，到外文出版部谈话，在座者半系中国人，但除立三外，无一相识。
7月26日，立三来电话，言6时将来访，届时，果来。
8月13日，上午，立三与外文出版部另一女代表来访，求将《考验》与《在辽远的北方》阅读数章，对于译文加以严格的批评。
二人去后，即开始阅读。《在辽远的北方》，译语确太生硬，有些习惯语竟忘记使用。如一本或一册书，（译）作“一个书”，一只或一口皮箱，译为“一个皮箱”之类。这大约是俄国朋友译的，不然便是离国太早或太久的中国人。《考验》，无此毛病。虽略嫌过于使用文言。
8月14日，上午，立三和外文出版部的另一代表来访，我把两种阅后的书交给了他们，毫无掩饰地陈述了我的意见。
在郭沫若紧张的参观访问活动期间，李立三在短短的40天当中，5次去拜访叙旧、探询国内情况。早在7月26日那次拜访时，他就请郭沫若带回两封信回国。一封是带给党中央的，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苏联的近况，再次请求党中央同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一封是带给他自己的家属，里面附有他与现在妻子李莎和两岁的女儿英娜三人的全家照片。
郭沫若于8月16日离开莫斯科辗转欧洲回到国内，按照李立三的托付，一一照办。
首先是向在重庆的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他与李立三在莫斯科见面的情况，并转交了李立三写给党中央的信件。经党中央与苏共中央的多次交涉，终于促使苏共中央于年底通知李立三允许他回国，实现了李立三在外漂泊15年一直未能实现的回归夙愿。
与此同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刊登了他写的《苏联纪行》。当时流落在重庆的李立三的儿子李人纪、李人俊从《苏联纪行》中看到了涉及他父亲李立三的内容，真是喜从天降，想方设法约见到郭沫若，当面接到了父亲的来信和照片，喜悦之情，难以言表。郭沫若告诉他兄弟俩，不必往苏联去信了，你父亲很快就会回到国内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