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王明并没有把何孟雄等人的反对意见放在心上，然而当他了解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反对李立三的主张时，立即决定调转枪口，再把矛头对准李立三。
后来，当他得知李立三要在7月9日召开政治讨论会，讨论《决议》执行的事宜，便与“中大”回国的同学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等，私下开了碰头会，交换看法，四人不谋而合，决定在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大举进攻。
7月9日会议一开始，李立三讲了会议宗旨，谈了如何贯彻《决议》等等。李立三话音未落，何孟雄便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反对李立三的发言及《决议》。何的发言，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何发言后，王明给博古一递眼神，博古便起身发言，也反对《决议》。接着王稼祥，何子述也向李立三开火。这时，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王明慷慨激昂、手舞足蹈地发表了长篇讲演，引经据典，一条一款对《决议》进行批驳，当场拿出马列著作和李立三、向忠发等展开激烈的辩论。
李立三、向忠发对王明的如此行为十分意外和恼火。他们虽是中共最高首脑，谈起马列主义理论时，却不如王明等人，但不肯向王明等人低头。争论不过，李、向遂动用手中的权力，把“右倾”、“小组织者”的帽子扣到了王明、博古等人的头上。向忠发还当即宣布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
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自信是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的代表，知道共产国际不支持李立三，便没有把李立三、向忠发放在眼里，7月10日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陈述他反对《决议》的意见。信中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郎基主义的混合物。对比王明与李立三的主张，其实王明意见的“左”倾盲动程度比李立三表现得更为严重。
王明的“万言书”使李立三、向忠发更加压不住心中怒火。在康生提出的“反李立三就是反党，应该给王明这个反党分子应有的处分”的建议下，他们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并把王稼祥调往香港，何子述调往天津。这就成为王明对李立三终生不忘的积怨。
之六、韬光养晦 以屈求伸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宣传部长是夏曦，秘书是李初梨。王明被分配到李初梨手下任干事。为进一步打击王明的气焰，李立三专门到了江苏省委，向李维汉、李初梨等交代要对王明进行思想帮助。王明对来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自然很恼怒，但他心中有数。王明看到他在与李立三这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暂还不具备批倒李立三的力量。在受到中央的处分后，他马上又给党中央写信，声称：“我虽然对中央这一决议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拥护它。”实际上，王明在等待时机，准备进行新的较量。在推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中，王明干得很积极，编写快板，起草传单，印刷标语等，宣传部领导对王明的工作很满意，认为他很能干。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日常工作，李立三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按照共产国际的电召，当即启程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
当时，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听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传达后，表示同意全会的报告。党中央决定派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实际工作，他也表示接受，并准备前往，从那时起就离开江苏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去了。他向中央表示“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任何争论和争辩是不必要的，并且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新中央表示出一种拥护态度。
之七、获尚方宝剑 便带头作乱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明确指出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共产国际不仅指责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而且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抹煞这条路线的原则上的区别……那就不仅是遗害无穷，而且一定会潜伏着将来又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
远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态度的这一突然变化毫无所知，然而，尚在莫斯科的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从共产国际和米夫那里及时知道了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态度转变，于10下旬陆续回到上海。
这些人一回到中国就成了反“立三路线”的主力。他们没有按组织程序首先向党中央报告，而是先告诉了王明。王明得知后，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立刻在他的那一帮人中相互转告，四处串通。在党中央不知底细，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共中央开展进攻，与中央唱对台戏。
王明原来曾经表示拥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并接受中央分配他去中央苏区的任务。获知《国际十月来信》的基本精神后，他突然改变态度，拒绝去中央苏区。据黄理文证实：“我碰着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这事是当时博古向我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