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为了自己早日获释，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不惜暴露党的秘密机关，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影响了党的秘密机关的安全，致使一些机关被迫转移，因而受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康生慷慨激昂地说：“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平时那么狂妄，在敌人面前，骨头又那么软。”在党组织积极营救下，2月18日，王明得以出狱。王明出狱后，对同学王逸常说：“这个监狱有些资产阶级味道。他们看我是个小个子，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样子，就把我放了。”
王明出狱后，写了两封信。
一封信是王明出狱第三天，即1930年2月2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共29页。他向党中央汇报了一些情况，也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有“错误或疏忽”，但没有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
3月16日，党中央给王明写了一封信，指出他这次所犯的重大错误是：
1．供出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
2．让“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
3．“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4．还说什么“中央解决你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
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撤换他在中央宣传部及《红旗》报的工作职务，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改正错误。
王明受处分后，党中央与李立三原准备让王明随许继慎、熊寿暄去鄂皖苏区工作，接受锻炼，但最后还是决定将他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王明写的第二封信是给米夫的，他向米夫状告中共中央。在信中他说，回国后，中共不拿他当人看，让他到危险的斗争前沿。他被捕后遭到毒打，但自己表现很顽强等，抱怨中共中央抛下他不管。
米夫见到王明的信很不痛快，大发雷霆。一面夸王明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典范，一面指责李立三对王明不重用，并写信给李立三，向李立三陈述了他的态度。
之四、摇旗呐喊 鼓吹暴动
王明对因被捕事件中的错误离开中共中央机关，一直不满。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材小用了。一次他向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炫耀说“东方部派我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不等罗章龙开口王明又说：“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不懂马列，十分幼稚，一贯右倾，需要从上到下加以改造。”罗章龙批评他，要他虚心点。王明强辩：“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共产国际的意思。”
王明在全总工作期间，一方面对李立三和党中央不满，一方面又先后发表了19篇文章，竭力鼓吹暴动。比如：
王明在1930年5月15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一文。
文章在分析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军阀战争的结果与前途”后，在第四部分提出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具体内容”，“我们不是反对战争中的某一派军阀，而是反对整个军阀；我们不是为‘暂时的和平主义’或‘虚伪的人道主义’而反对军阀战争，而是要根本消灭军阀战争；我们不仅要消灭军阀战争，而是要彻底消灭军阀战争的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我们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而是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根本推翻现在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的统治。”接着，他又提出了“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他指出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的十种表现：“一是对于目前国际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完备高潮条件的怀疑与动摇；二是在群众斗争中党的尾巴主义；三是职工运动中的黄色倾向与对于赤色工会建立的忽视；四是农村中的富农路线的领导和对反富农斗争的犹豫和不坚决；五是地方观念，保守观念和一般的农民意识；六是对于士兵运动的忽视与对于兵变的取消倾向；七是对于争取公开工作路线的怀疑与不坚决；八是对于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在一般革命运动中的比重成分估计得不够；九是对于‘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正确估计和‘幻想’；最后，非常危险的是对于党的本身力量估计得太过分薄弱。”“这一切倾向都是与党的目前根本任务不能兼容的，都是动摇、妨碍、破坏以至反对党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都是使党不能实现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战术”。“为加速地和顺利地进行反军阀战争的根本战术起见，加紧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由于王明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摇旗呐喊，积极讨好李立三。因此，不久李立三又把王明调出全总，重新安排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秘书。
之五、发起进攻 受到处分
1930年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以何孟雄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勇敢地站出来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