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中共中央还致信李立三，令其回上海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解决关于广州起义决议案问题的分歧，并派邓中夏前往香港，代理李立三的省委书记工作。
26日，中共中央就《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发出第35号通告。将中央1月18日、25日致广东省委信的精神通告全党，指出应“终止一切与中央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传播，以巩固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2月3日，中央致函广东省委，决定：贺昌到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派罗登贤任省委书记，万前任宣传，永炽任组织，陈郁任工委。登贤抵港接任后，贺昌即来中央。
邓中夏根据中央的决定约于2月7日或8日到达香港。
2月9日，邓中夏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邓中夏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和对省委意见的答复。李立三、吴毅、黄钊、叶耀球、恽代英、聂荣臻、沈宝同、张善铭、罗登贤、炳辉、李源、王强亚、黄谦、海筹等人出席。在瞿秋白中央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尽管拥护中央决议，但仍坚持省委原来的意见。但李立三在发言中不得不对省委与中央意见的分歧，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对省委决议我是负最大责任的一个。”他还说：“我以为广州暴动问题，再不必耽搁很久的时间讨论，因为目前广东革命形势异常紧张，我们不能用很多时间花在这里讨论。加紧工作，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广州暴动能使同志明了根本意义便满足了。”
会后，李立三约于2月10日动身赴沪，于2月15日或16日抵达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