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后第七天，党中央在汉口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汉口鄱阳街139号，是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俄国人顾问洛蜀莫娃的住地）召开了“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1人，邓小平是党中央的秘书，为主要工作人员。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却因在领导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未能参加。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议程3项：①共产国际代表报告，指出过去存在的错误，提出新的路线；②不是常委的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③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改组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首先由罗明那兹提出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各7人的建议名单。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
讨论中，蔡和森、李维汉提出毛泽东应参加政治局。经投票表决，按得票多少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人。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3人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由瞿秋白主持中央的工作。瞿秋白强调不断举行工农武装暴动，为“左”倾错误种下了病根。
8月1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广东省委（张太雷任书记），同时决定成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南方局由张国焘（任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7人组成，机关设在香港。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由于多数成员是南昌起义军南下领导人，故中央决定，由张太雷、杨殷、黄平3人组成临时南方局。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开会，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
9月28日，张太雷在汕头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决定增加李立三为南方局委员。
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改组了南方局，由张太雷担任南方局书记，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会议通过了第14号通告。
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的信中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中指出：关于溃散之同志……现尚在前敌（委员会）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的，须一律设法回沪。
10月23日，中央给广东的信称，张太雷已到，定于11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广东通知周恩来务必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中央还决定取消南方局，广西归广东省委指挥。
遵照中央的通知，李立三于10月底由香港赶到上海。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写道：
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内发生派性斗争，蔡和森同志公开鼓动成立左派小组，我反对蔡和森，也反对张国焘，又不完全同意由瞿秋白同志领导的政治局……由香港到上海后，中央决定派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因准备出国，所以此间没有参加中央的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为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甚至认为“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
共产国际把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奉为神圣的信条，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因此，它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模式，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历次“左”倾错误的根源。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那兹来到中国后，按照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指导中国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提出“不断革命论”。
11月8、9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出席会议作报告，认为中国革命潮流是不断高涨，革命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任务是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通过了由罗明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强调“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并对全国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本来，那个时候革命已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已遭受严重的摧残，共产党员由原来的六万锐减至一万多人。而决议案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态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它不承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这个决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