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倒显得很平静,他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或许更合适”。
谭平山见握有兵权的叶挺表了这样的态度,大为焦急,因而他说话带有一种威胁的口吻。“如果我们在军队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
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迫地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张国焘见大家的意见无法统一,又把26日中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说了一遍。
周恩来越听越愤怒。“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与会者除了张国焘和叶挺以外,个个好像骑上了虎背,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
张国焘看到坚决阻止和改变计划是不可能了,但又不想使会议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故说道:“恩来同志不应说辞职二字,辞职就是意味着面对困难退却、投降,我的意思是通过重新讨论找到一条更加适合中共发展的道路。”
“特立(指张国焘)的意思是要我们拉拢张发奎,实际情况是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客观上应该是我们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了。”周恩来把张国焘的意思挑明了。
“好了,现在不争论了,你们尽管多数仍然坚持暴动,但是与中央指示相悖,不能执行,这次会议就到此止步,明天继续讨论。”张宣布解散会议。
鉴于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态度,谭平山萌发了一个极端的想法。他私下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如再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
这位师长很慎重,他前去征求前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
“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周恩来立即劝阻。
张国焘在会上遭到大家的反对,仍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故而分别找人单独谈话,进行个别拉拢。
张国焘首先把目标对准了提出这次起义的发起者、起义态度最坚决的李立三。两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长时间的交谈。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李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 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
李立三也对我详细地说明,深恐暴动计划的秘密泄露,知道这秘密的人已经很多;在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现在都易使人觉察。他曾警告说,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哪有不翻脸对付我们的道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30日争论数小时。因特立(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31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此时,得知第4 军参谋长叶剑英从庐山到达九江,通报了他29日参加汪精卫、孙科、张发奎在庐山召开“清共”会议的情况:(1)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 2)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3)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干吾、高语罕等人。
此时,又接张发奎来电,称其“准一日到南昌”。同时得知汪精卫、孙科都一同来南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央特使张国焘只能默认这个现实,才表示服从多数意见。经过这一折腾,使原定于7月30日晚举行起义的时间,不得不改为7月31日晚4点(即8月1日晨4点)举行。
当日下午,朱德把敌两个主力团的团长和一个副团长请到家里来“做客”,用巧妙的方法拖住他们,为起义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之八、激战4小时 占领南昌城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在顺利进行的时候,31日晚20军1师1团3营副营长赵福生叛逃泄密,原定计划不得不临时改变,提前两小时举行起义。实际上,当晚12点半即打响了起义的枪声。起义军2万多人,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缴获枪支5000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起义取得了胜利。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分子,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丑恶面目,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所以,起义胜利后,8月1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
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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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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