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荣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历程的光辉起点！我党、我军历史上这一伟大壮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一直鲜为人知。长期以来，一些有关现代革命史的书籍、革命史展览中，在介绍南昌起义这段史实时，只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作为八一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的活动。一般党史读物在谈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时，从不提及李立三。其实，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
之一、起义前的情势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劳动民众迅速觉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平民的明的暗的仇敌，（中外反动者）也就觉察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式、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主要表现在：1927年3月24日，英、美、日、法、意5国军舰联合炮轰南京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京惨案”；同月，蒋介石杀害赣州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等革命团体；制造重庆“三三一”大惨案；4月12日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蒋介石又指使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
在此严重形势面前，中共向何处去，中央的政策是混乱的。这种混乱，首先来自于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矛盾的，而且由于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是鲍罗廷，他的头衔是苏联驻中国的最高特使，又兼任国民党政府的总顾问。他与陈独秀一起提出了“西北理论”，主张中共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打开通向冯玉祥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一是罗易，印度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代表，主张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广东去，努力“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
为了挽救大革命，中共在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由于没有提出夺取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汪精卫充满了幻想。大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此期间，又发生了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
五大闭幕后，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14 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出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李立三同蔡和森在政治局会上提出“派叶挺部队及中央军政学校出动，兜剿夏斗寅，占领粤汉路，以湖南为根据地，准备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同时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发动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以武力对付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中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提议，调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奋起反击，迅速打败了夏斗寅的叛军。但是，拒绝了他们关于建立湖南根据地的建议，也没有决心“以武力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当时李立三这一正确主张，没有被中共中央采纳，失去了一次重要的革命时机。罗易与瞿秋白以为，现在的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只有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弄好了，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当务之急便是建立此中心。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
紧接着5月21日，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即在蒋介石、 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而陈独秀不贯彻五大的正确决议，不采纳党内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队的正确意见。对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攻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错误办法，致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更加疯狂，在短短20多天里，就在长沙及附近各县屠杀了一万多人，革命危机日趋严重，一些不坚定分子消极逃散，有的甚至公开叛党。
随之，冯玉祥也公开反对工农群众及共产党，并下令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
以上这一系列事件的恶果是工农的鲜血流遍大江南北，革命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
之二、党中央改组 李立三当选临时中央常委
在中共召开的五大会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等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5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不指名批评了陈独秀，并指示鲍罗廷“动员2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这时,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 继蒋介石叛变之后，由动摇走向反动。各种反革命力量结伙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扑来，党内思想混乱，党的领导“像迷失路途似的”。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明那兹同志去武汉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