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工人学生及市民群众同仇敌忾，一举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行动。它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不畏任何强权、不惧任何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这一事件在许多历史教科书上都能见到，可惟独在叙述由谁指挥和领导了这一行动时却语焉不详。
事实上，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的“总导演”，正是李立三。
之一、事 件 的 起 因
在大革命的洪流风起云涌之际，英帝国主义充当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急先锋。它是“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凶手，又一手制造过“万县惨案”、天津大逮捕等等事件，因而激起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强烈反英情绪。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北伐，直指武汉。北伐军抵达长江流域，首先遇到的又是英帝国主义的阻挠。它先是极力促成直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援北压南”，共同对付北伐军。及至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英帝国主义竟以军粮援助困守武昌城的吴佩孚所属部队，助长守军挟城以战长达40多天，造成震惊三镇的“武昌城关”事件，全城百姓几乎饿死。因此，中共《向导》刊物对当时的时局评论说：“武汉的决斗，乃是革命的中国与侵略的英国之决斗。”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吴佩孚在武汉的统治土崩瓦解，也给英帝国主义以沉痛打击。英租界当局如临大敌，在租界边沿、特别是靠近江汉关一带设置电网，用沙包筑街垒，由海军陆战队守备，还组织英国侨民义勇队巡逻。一些吴佩孚的余党躲进英租界，造谣滋事，待机而起。所以，国民革命军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临时会议（简称“临时联席会议”，一般称为“武汉临时政府”，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上指出：“租界已成为反革命的大本营，即革命的陷阱。”
1926年12月26日，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福光轮在汉口下游团风江面撞沉华商既济公司神电号客轮，400余中国乘客惨遭不幸。噩耗传来，群情激愤。当日，总工会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有20万市民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他在发表的演讲中，痛斥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发表了宣言，明确无误地提出了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宣布：“汉口农工商学全体市民，一致决议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
由此可见，收回租界的要求，正是由李立三领导的工会率先提出的。
相隔不到10天，即1927年1月3日，武汉又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反英反奉示威大会”，李立三仍是大会总指挥。大会通过4项反英反奉决议，然后散会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在陆续通过英租界时，无一例外地高呼反英口号，群情激愤。当日下午，一帮英国水兵上岸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干涉群众集会，从而引发冲突，英水兵杀死和杀伤群众几十人，造成了“一·三”惨案。这终于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连日自发地同英国水兵和巡捕进行格斗，到处冲突，使英租界陷于极大混乱中，英殖民当局被迫下令把水兵撤走。但此并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惨案发生第二天，以湖北省总工会为首的各社会团体代表，联名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惩凶、赔偿、道歉、撤军和收回英租界等8项要求，要政府执行。
之二、最后通牒
苏联驻华顾问团的译员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武汉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只有湖北全省总工会奋勇当先，领导这个运动。次日，专门印发的传单上列举了一些要求，向英国当局提出：取消治外法权，英国今后不得再在租界驻军，不应由英国巡捕而应由中国警察维持租界秩序，英国义勇队应予解除武装，沙袋和铁丝网应予撤除，中国人可在租界举行集会游行，英国军事法庭应撤离汉口等项。
“一·三”惨案发生之时，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项英、许白昊、向忠发等闻讯，当即亲赴现场视察，立即召开了以工人代表为中心的紧急会议，决定通电各人民团体和各界同胞，声讨英国水兵的暴行，决心领导全省有组织的30万工人兄弟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向英国驻汉总领事交涉。
对此，1940年李立三在苏联向共产国际写的《自述》中曾经写道：
当时，“大约20名英国水手被几千名工人团团包围，截断了逃回战舰的退路。英国水手端起枪支准备开火，局势一触即发。我们闻讯赶到冲突现场，看到国民党和政府要员爬到临时搭起的高台上，号召群众解散，但工人们不予理睬。于是许白昊同志和我上台发言，向工人宣布省工会和全国总工会全权负责处理这一事件、要求英国领事严惩肇事者、对受害者予以赔偿。人群中有人喊出：‘我们要收回租界！’大家纷纷高呼‘收回租界！’‘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热烈鼓掌，而后逐渐解散。当晚我们召集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提出‘反对英国水手殴打中国工人’、‘还我租界’等口号。”
与此同时，苏联驻华顾问鲍罗廷连夜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会议商讨对策，就事态发展和英政府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抉择，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会议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