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黄鹤，千载悠悠。
武汉，是李立三曾两度工作，并作为他的重要政治舞台，曾留下了重要活动足迹的地方。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1926年时期的武汉，已逐渐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9月中旬，李立三抵达汉口，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在友益街2号正式成立，由李立三任办事处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项英任宣传部主任，刘文松为组织部主任。办事处直接领导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实际上代行了全国总工会的职权。
9月20日，李立三即召集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他向大家讲了工会的组织原则及总工会指导各工会的工作方针。当即选定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全国总工会2人，武汉工人代表会4人，各工会当场推定9人，共15人成立起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在李立三的提议后，当即决定出版《工人导报》按日发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湖北省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导报》于11月在武汉创刊，先为5日刊。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经常为该刊写稿。
10月1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的指导下，湖北省总工会筹委会，在宁波会馆召开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李立三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选出向忠发为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省总工会下设武昌、汉阳、桥石三个办事处。建立起工人纠察队，由蒋先云任总队长兼教练。
为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总工会在武昌和汉口两处分别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李立三亲自担任了《罢工战术》、《苏俄状况》、《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湖北职工运动的状况及其趋势》、《国际职工运动》等6门课程。
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阵线内潜伏着的危机日益严重，窃取国民政府很大权力的蒋介石，已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权力在北伐战争中日益增大，形成了个人军事独裁。形势的发展，也引起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惧和仇恨，纷纷支持蒋介石准备叛变革命。
面对这急剧变化的形势，192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共开了6天。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彭述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主任）、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委员）、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区委书记）、李维汉（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毛泽东（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董必武（湖北区委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项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等人。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毛泽东都是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赶来的，李维汉是从湖南来的，其他人当时均在武汉。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国共关系问题。陈独秀到汉口见到李立三等人，第一次谈话就说武汉工人运动过火，工人经济要求过高，把小资产阶级吓跑了。说店员是小资产阶级，店伙和店东是小资产阶级内部斗争，共产党不应专门帮助店员。李立三和其他同志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会议在陈独秀领导下做出了一系列右倾的错误的决议。
对此，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曾经写道：
会上陈独秀作报告暴露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他责备武汉工人搞得“过火”，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想退出统一战线。他提出“反对过火”的口号，要求我们这些工运干部搞好所谓“工会革命纪律”，并迫使工人服从。实际上，当时武汉工人刚刚抬起头来，恢复斗志和士气，共产党的任务当然不是去阻碍工人斗争、给他当头一棒、打消工人的士气，而是要发动工人挺身而斗，使工运向前发展，让工人在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加强组织性，为今后重大革命举措做好准备。陈独秀的讲话实际上迎合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资产阶级一直在谴责和诬蔑工人，唆使国民党领导反对共产党，这是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控制工人的一种手法。我们对陈独秀给以应有的反驳。中央全会没有接受他的观点。
会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中央机构当时也设在那里。项英、张国焘（他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和我等几个中央委员留下来领导汉口的工作。
特别会议决定成立湖北区委兼武汉地委，统一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作，李立三被指定参加区委兼地委，与刘少奇、项英等组成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党团，担任党团书记，主抓总工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