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李庄回忆，为使《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日刊登这篇文章，而且能够安排在突出位置，罗瑞卿做了令人十分感动的工作。从6月23日22时到次日凌晨2时，罗瑞卿不顾病痛，三次打电话详细指点。第一次问《人民日报》24日发表这篇文章有无困难。他说，如果没有合适版面，《解放军报》可以等一、二天。第二次要《人民日报》社找几个人仔细看一看文章，如果有意见马上提出来，他还可以斟酌修改。第三次询问这篇文章如何安排。李庄回答说，打算放在一版下部，约占五分之二的版面，通栏标题，用五号楷体排版。罗瑞卿立即问道：一版上部放什么？李庄回答：华国锋会见安曼外交大臣的消息和照片。罗瑞卿稍稍沉吟后，同意这样安排。他还嘱咐说，负责校对的同志一定要仔细，编辑同志也要好好地看一看，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字，也不能出现标点错误。
根据吴江的提议，文章不以他个人的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便加重文章的分量。这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发表文章。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被看做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又一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重头文章。
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位置转载，新华社也转发了这篇文章。三大报纸在同一天刊登同一篇文章，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动作。此后，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
文章写得相当长，有17000多字，共为三个部分。文章的巧妙之处，在于一开头就引用了华国锋1977年10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讲话，以此说明文章所论述的主题，这让那些反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人无话可说。
华国锋的这段讲话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做了一辈子斗争。”文章还引用了叶剑英同一天的讲话。作者由此认为，如果把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看做是无的放矢，或者泛泛而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他们的讲话，切中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时弊。林彪、“四人帮”搞乱了很多的基本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在思想上根本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这种颠倒，从根本上毁坏了毛泽东思想，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混乱。“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
这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作者在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驳斥了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文章说，实践要以革命理论为指南，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正因为、也仅仅因为理论来自实践，并且经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想正面回答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责难，所以，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人之所以坚持某些已经过时的旧口号、旧提法，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作者进一步分析说，这些人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因此受到损害”。作者特别提到，在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理论联系、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长时间对坚持这些原则的人加以迫害和打击，其影响所及，“直至今天，还使一部分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简直是习惯性地不敢去触及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不敢去答复群众中提出的问题，总是绕开问题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去做好工作，相反的，常常逆着群众的情绪行事。他们不拿实践作标准，而是“上级或自己需要什么，就依此做判断、下结论。”作者还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需要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尺度”。可见，“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
针对“砍旗”的说法，作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一切曾经企图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帮”在内，一个一个都自己倒下去了。“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那样没有信心呢？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像这些同志所设想的那样虚弱，那样害怕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害怕实践、害怕砍倒，那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84〕
从文章所论述的内容来看，虽然没有直接提“两个凡是”，实际上却严厉批评了“凡是派”的观点，有力地回击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从文章的语气来看，它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具有争论的意味。正因为如此，文章发表后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位亲历者的评价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他说：这篇文章在进一步论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理之后，“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认为，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85〕
然而，另一位当事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它毕竟是在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发表的，所以，它的轰动效应“显然就受到了影响”。但它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对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6〕
由于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写的，它的发表肯定会冒一定的风险。对于这一点，罗瑞卿早已预料到了。7月18日，他到联邦德国治病。临行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87〕
关于罗瑞卿不怕“打板子”的事，好几位当事人都提起过。胡绩伟回忆说，罗瑞卿去联邦德国之前，还特意打电话给我们说，这篇文章如果打板子，他愿先挨五大板。〔88〕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中说，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作者还动情地说，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在这场结局尚未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关于罗瑞卿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罗瑞卿的夫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有过叙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他恢复工作，任军委秘书长的短短一年里，他又冒着风险，积极支持邓小平、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正确立场。在他临出国治病的时候，还亲自主持修改、定稿，并指示《解放军报》发表了由中央党校吴江撰写的文章。由于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负责人的错误立场而难以发表。他对《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罗瑞卿没有能够看到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后胜利，但为了争取这个胜利，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了党的改革事业，罗瑞卿“又一次勇敢无畏地战斗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