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宝带头违法乱纪，使故城县高考遭到严重破坏。郑口考点是全县最大的考点，共设有15个考场，有740名考生参加考试。在考试之前，考点负责人串通一些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舞弊活动。考场办公室、教师宿舍，甚至连考场附近的马棚，都成了场外答题的场所，厕所、医务室则成了试题与答案的交换点。
由于县委书记马连宝明目张胆地破坏招生制度，带头营私舞弊，在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经调查，故城县委有七名常委为其子女或亲属报考大中专学校进行了非法活动。另外，全县还有20名科、局级干部，以及部分县直机关干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舞弊行为。
这两起高考舞弊事件，引起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在转发山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对李明河在招生文化考试中严重违法乱纪的通报时表示，各省、市、自治区在招生工作中发现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走后门”等问题，都应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那样，在党委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认真查实，严肃处理，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违法乱纪、营私舞弊，以及搞“走后门”等破坏招生制度的人，不管是谁，都要根据情节，给予必要的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依法惩处，决不应该姑息。对于坚持原则，同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行为作斗争的群众、干部和教师，要大力给予支持和表扬，并且要加以保护。
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衡水地委对马连宝等人做了严肃处理，决定给予马连宝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给予主管文教工作的县委常委、县招生委员会副主任张砚生，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其他犯有营私舞弊错误的干部，也分别给予了处分。衡水地委还为此召开了全地区县以上干部大会。河北省招生办公室也作出决定，故城县郑口考点于1月下旬重新进行考试。
2月20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党纪国法岂容践踏》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这次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是党中央为了克服“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教育质量下降的严重恶果，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堵塞“走后门”等漏洞，达到广开才路，提高新生质量和整个教学质量，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一项重要决策，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每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都应当坚决支持，模范地贯彻执行新的招生办法。”可是，故城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马连宝则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眼里，什么保证新生的质量，什么择优录取的原则，什么党纪国法，什么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历史任务，全都不值一顾，只要他手中有了权，便可以任意行使，执法犯法，为所欲为。在他的带动和授意下，经过精心密谋策划的舞弊活动大量出现，诸如改考号，变座位，设“助考”，偷试题，送答案，把整个考场闹得乌烟瘴气，使招生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情节十分恶劣。“这种营私舞弊的行为如不坚决制止，改革招生制度的目的便不可能达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文章把此事看做是影响党风的大事，认为故城的这起违法事件，“使我们看到整顿党的作风的迫切性。”文章最后指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已进入录取新生的最后阶段，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干部和教师，要善始善终，圆满地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在招生工作的各个环节上发生的任何舞弊行为，都要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对有舞弊行为或“走后门”上来的学生，查清属实，要取消其录取资格；已经录取入校的，要坚决退回原单位。〔66〕
尽管招生工作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次考试，各地发现了大批优秀人才。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了20名十三、四岁的新生，他们成了科大第一批少年班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计划招生130人，结果从17000名考生中一下子就挑选出300多人。用这个学院教师的话说：这些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淘汰的考生，“水平超过了录取标准的音乐人才”。结果只得要求增加录取名额。1月30日、2月3日，中央音乐学院还举办了1977年考生汇报演出音乐会。在北京外语学院的口试中，英语口试得满分的有93人。
从考试成绩来看，1966、1967、1968年三届毕业生考得普遍比较好。当时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题目充满着浓厚的时代特征。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篇具有代表性的高考作文，即：《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考生是北京市密云县知青刘学红；《紧跟华主席 永唱〈东方红〉》，考生是安徽省利辛县上海知青刘建新；《紧跟华主席 永唱〈东方红〉》，考生是安徽省全椒县蒙古族青年罗元和。这三位考生都是“老三届”毕业生。从这三篇作文的内容来看，考生写的都是上山下乡亲身经历和遇到的事情。尽管内容是颂扬华国锋，但就其语言措词来说，写得相当生动。在那种“读书无用论”的环境下，能有这样的文笔确实不易。有人这样评价说：“青年中确实大有人才，涌现了一批内容健康、构思新颖、文笔优美的优秀作文。”《人民日报》在发表这三篇文章时还特意加了编者按说：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行将结束。我们高兴地看到，实行招生制度的改革，广开才路，择优录取，为选拔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开拓了广阔的道路。通过这次考试，各个学科都发现了不少优秀的人才，充分显示了新的招生制度的优越性。尽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但是许多青年为革命刻苦学习，仍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这里发表的三位考生的作文答卷就是有力的证明。〔67〕
利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颇为感慨地说：这些“老三届”考得真好，所以，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决定1978年扩招，建立分校。这一下子又扩招了16000人，比原计划超过了一倍。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年轻人在变，整个国家都在变，在变好，人气向上，朝着理想的方向走。〔68〕
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到：“我国科学、教育、文化战线摧毁了‘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反动谬论，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他还提出了“积极扩大招生人数，加快建设新的高校”的建议。
不久，教育部和计划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鉴于仍有一批成绩优秀的考生未能入学，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应采取积极措施，凡能挖掘潜力的高校，均可在众多上线考生中再扩招一批新生。
据当年的一位考生回忆，他有幸成为一名扩招生。他说，最初的结果正是这样，发录取通知书时，我们一帮朋友全部榜上无名。平心而言，当年我并不觉得十分意外。世界之大，天外有天，北京本是藏龙卧虎之地，断不缺少高人。何况那年作文的试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也与我路数不对，整天与兔皮羊皮厮混，毫无战绩可言，文章不免空洞。主题如此，落选于是不能算沉重打击……看起来，北大的校门已经对我关上了。谁知事情竟会出现转机。因系第一次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积压的人数太多，许多成绩优秀的考生，只为年龄偏大而取消录取资格，不免愤愤不平。后来与我同时入校的一位同学，便设法打听出各门科目的分数，不断上访，据理力争。依靠他们的努力，北京市破例创行“扩大招生”办法，由各高校在落榜者中，再挑选一批合格者。我有幸加入这一行列，才终于在1978年3月初的一天，踏进我向往已久的北大校园。〔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