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现在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提法其实有好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有人认为，华国锋对中央宣布部门负责人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但是，于光远表示，“两个凡是”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他不知道。他认为最早公开宣布“两个凡是”的人应该是吴德。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
不过，于光远认为，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党外讲这么重要的观点，在党内会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这之前某一次中央的小型会议上应该有人讲过。但这只是一个推理，没有材料证明。所以，于光远说，吴德的讲话是他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34〕吴德是这样说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实际上，在吴德的讲话之前，即10月26日，华国锋在谈到报刊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曾明确表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同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来，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
于光远说的第二个版本，就是大家所知道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的那篇著名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李鑫和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的，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写了一段话：“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以“两报一刊”社论形式发表。社论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所提到的“两个凡是”，就是这个版本。于光远后来说，这是“两个凡是”很正式地提出，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种提法。华国锋要求把他在10月26日的中央宣传口的意见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这就是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议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对于这段历史，耿飚后来回忆说，他离开中央广播局的第二天，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央宣传部未恢复之前，先成立临时中央宣传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他负总责。李鑫也在宣传口兼任了一个领导职务，但他不在宣传口办公，只是负责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东兴代表中央领导宣传口，并主管全党、全国的宣传工作。在报刊和广播宣传方面，我们致力于扫除“四人帮”的影响及一些明显的极“左”思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认识上的局限，当时对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例如，对“两个凡是”的问题，就是如此。
耿飚还说，汪东兴把华国锋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命令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35〕
耿飚接到社论后，找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了讨论。他说，刊登这篇文章，就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36〕但是，听了李鑫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之后，觉得还是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把社论稿送到“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
这篇社论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批判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曾分别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第4期。文章借批判“经验主义”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当着十几位政治局委员的面，评说姚文元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37〕这算是毛泽东点过头了。于是，这两篇文章也不能批判。因为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时候，编辑人员发现，毛泽东在1955年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文，有这样一句话：“坚决、彻底、干尽（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毛泽东把“净”字写成“尽”字。于是，有人提出把这个字改正过来。可是，按照“两个凡是”，这个字万万改不得。结果，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照原样编排，那个错字也就留在句中了。
从11月30日吴德的讲话到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越来越明确。直到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华国锋仍然没有清醒过来，还在依靠“两个凡是”来控制局面。在3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为了避免损害“旗帜”，华国锋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就是于光远所说的“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
随着1977年新年的到来，华国锋在继承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左”的战略决策，这就是“抓纲治国”。1977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乘胜前进》的社论，称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阐明和捍卫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的关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竟被华国锋继承下来了。华国锋据此提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华国锋甚至号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实际上是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思想的一种演绎。
随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等几篇社论，宣传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思想。在那篇著名的2月7日社论中，除提出“两个凡是”外，还强调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实际上，也就是“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然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华国锋虽然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头，他以为通过抓阶级斗争就能达到他的目的。其实，这条路不可能走得通。华国锋这样做，只能说明，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悲剧在他身上的再现。
以华国锋的能力，他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后这么短的时间里，使在“左”的轨道上快速奔驶了十年之久的历史车轮立即停顿下来，然后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其实，他内心里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只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也就是说，他只有沿着这条“左”的通道继续走下去。
后来，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时曾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