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称谓的平等还仅仅是非常表面化的，深层次的“尊重”与“平等”则需要付出更大的诚意和努力才能实现。在这方面，微软的做法似乎更加彻底。微软原全球副总裁李开复曾经说道，“微软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叫‘开放式交流（Open communication）’，它要求所有员工在任何交流或沟通的场合里都能敞开心扉，尽可能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微软开会时，大家经常会因为意见的不统一而发生争执，通常会发生激烈的辩论甚至是争吵，并一定要争出个结果。这种开放的交流环境对微软公司保持企业活力和创新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争吵过头也是不好的，为了技术问题吵到脸红脖子粗，这有时候也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微软公司的总裁史蒂夫·鲍尔默最近提出我们要把这种文化改进成‘开放并相互尊重（Open and respectful）’。这要求我们在相互交流时充分尊重对方，即使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也不应当使用攻击性的语言。”
让我们再回到联想的“平等与表率”的问题上来。在联想，开会迟到要罚站一分钟，以儆效尤。柳传志曾经在中欧国际商学院2002北京班开学典礼上的一次讲话中说道，“联想开会不许迟到，凡是开会迟到的人，如果事先没有请假，要先罚站一分钟。这是很严肃的一分钟，所有人都在看着迟到的人，会议室里像默哀一样，那种感觉很难受。我大概被罚了3次，我被罚了3次其实不算多了，因为我开会最多呀。有一次我被困在电梯里面，电梯坏了，叮叮敲门，叫人去给我请假，最后没人，这种情况也是要罚站的。联想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的上万人规模，始终如一地坚持执行着这项规定，之所以能够这样，关键也是联想的领导班子做出了榜样。”
从“劳动力”到“人力资本”
在近年来的企业管理活动中，对员工的称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沿用多年的“劳动力”到前几年的“人力资源”，再到近两年才流行的“人力资本”，这绝非“流行语”意义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企业环境和经营理念。
人的能力总的来说由体能、技能和智能三大部分构成。所谓“体能”是指人的生理与心理两方面的健康程度；“技能”是指人对特殊技术或规则的熟练程度，即指人的专业能力；而“智能”，则指人的应变、创造或创新能力。
中国科学院与美国耶鲁大学的一项合作研究成果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体能、技能、智能三者存在两组简单的等比级数规则：对于体能、技能与智能的获得，社会需要支付的成本分别为1∶3∶9；而三者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则分别是1∶10∶100。
虽然马克思曾在对“劳动力”的定义中注入了“智力”的因素，把劳动力和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但是，这个词语的字面含义及其时代的背景均表明，它是“简单生产”的产物，人和机器一样从事着某种机械的生产活动。在这种生产活动中，人的主要价值在于“体能”的贡献程度，而主观能动性则显得无足轻重。因此，当生产自动化浪潮到来时，大量的工人被效率和精准度更高、成本更低的机器无情地剥夺了生存的空间。
这样的时代有着非常明显的“制造业”的烙印。在制造业经济中，社会生产经历了从机械化到自动化的革命。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的商品消费特征，人们的消费诉求，基本上还属于对传统的“功能性”消费。比如，在交通方面，需要用汽车来作为代步的工具，以便使自己能更方便、更迅速和更大范围地超越空间的局限。人们陶醉在新工具所带来的不可思议的革命性功能之中，比如飞机、电话、电报等等，还没有能力和品位对这些亘古未有的新鲜玩意儿进行挑剔。
制造业时代企业的主要焦点，就是如何能在更低的成本之下更多地生产出价廉物美的商品。比如，福特汽车公司在1908年推出价廉物美、简单实用的“T”型车，就是为了“让每个美国人都拥有一辆福特车”。因此，企业之间的竞争基本还是“成本”的竞争。
正是因为“成本”的驱动力，才推动了社会生产从机械化向自动化的飞跃。
无助的“劳动者们”不幸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随着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商品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性迅速降低到了最低的限度，“劳动力”大军的数量也在迅速下降。但是自动化甚至智能化程度再高也有极限，那些无法实现自动化或智能化的领域，自然也是相对复杂的部分，这就需要训练有素的人的参与。并且，当传统的“功能性”消费得到基本满足以后人的品位也随之提高了。他们对商品的价值诉求不仅仅是某种“功能”的满足，而希望使功能满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这就必然产生商品消费的多元化，反映到企业的生产中就是产品的多样化（或称个性化）。
更重要的是，随着服务业的兴起，服务业的时代悄然而至。服务业的许多领域对人的依赖性再次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不同的是，服务业时代的“人”，已经不再是制造业时代那种“简单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力，而是有着某种特殊技能的专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