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在攻城掠地之后，除了留下对手的尸骨和缴获的财富之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原本可以因此而创下长青的基业。但是它却没有，因为它做不到，因为它除了打仗就什么也不会。这就是“战争机器”的宿命。
今天的“销售机器”何尝不是如此呢？“销售机器”的长处在于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生意人”，而短处也在于他仅仅是一个“生意人”，而不是“企业家”，更不可能是“大家”。因为“生意人”做的是交易，无论多么高明，但终究还是交易。交易过后，除了已经赚到手的钱，一切都会荡然无存。“企业家”则是一个园丁、设计师和牧师（如张瑞敏），他的使命，更在于培植一棵长青的大树，即便失败了，他也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思想的痕迹。史玉柱的胸怀、智慧和经历，原本都足以成就一个“企业大家”，但却没有迹象表明他对自己有更高层次的超越。可惜可叹。
其次是产品理念过于单薄。将所有的市场效应都集中在了“脑白金”这个具体的产品上，而“脑白金”这样的产品似乎没有“升级换代”的必要性——一个时尚礼品而已，没有因此派生出市场对此类产品的期待或长期的需求。后来推出的“黄金搭档”，虽然起点比当初的“脑白金”高，投入的资源也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有了“脑白金”的现金流垫底——但是却无法再现“脑白金”曾有的辉煌。
对方向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的诉求可能是人的天性。这为组织在特定领域对特定群体施加特定影响提供了可能。对于方向感的诉求使人产生对事物进行理性判断的需要；对安全感的诉求直接导致对“诚信”的需要；归属感源自人性中一种逃避孤独的本能，正如巴尔扎克所说，“人有一种对孤独的恐惧。”
任何影响力都必须从这三方面着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广泛、深入和持久地发动群众参与革命事业，就在于它用一整套既科学严密又简易实用的理论体系，为人们的行动和思维提供了方向感；鼓励民众之间的相互团结协作，将群众“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使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通过营造强大的共同精神穹宇给人们带来的归属感，甚至让人们到了放弃求生本能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正是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深层次原因。以至于到了文革时期，那些饱受迫害的人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前途和安危而是“落伍掉队”。所谓的对“落伍掉队”的担心，实质上是担心自己被“边缘化”，担心自己失去归属感。
企业对于客户的影响也离不开这三个着眼点。虽然相对于共产党来说，企业的这种影响力只是特定领域的和相对片面的，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影响力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巨大的回报。
人们一旦接纳某种产品，就意味着他们也有可能接纳该产品所承载的理念。如果企业此时以产品销售为契机将自己的理念和形象植入客户心中，满足他们在方向感、安全感和归属感方面的诉求，那么，企业就彻底赢得了客户的心。
凡用兵之道，攻心为上。
企业影响客户的方向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在方向感方面，企业以自己的知识、观点、理论来为客户提供判断的框架和标准。比如，海尔提醒人们关注售后服务的重要性；而长虹当时的CEO倪润峰则声称要进一步强化产品质量，使客户基本上不需要售后服务。两家企业的不同观点背后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后者甚至暗示客户注意前者的产品质量。重要的是，这个事例折射出企业为客户提供方向感的意义和企图。
在安全感方面，似乎没有什么比强调“诚信”更重要的了。因为“在任何想象得到的文化中，人假如想要生存，就必须与他人合作，不管是为了使自己免受敌人或天然危险的危害，还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劳动和生产。”（埃里希·弗罗姆著《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在和平时期的商业活动中，支撑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是类似“心理契约”（详见本书第一章）的一种关系。心理契约得以存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当事人之间基本的相互信任，或者说是对“诚信原则”的默认。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人们甚至无法去消费一瓶矿泉水——谁敢保证这瓶子里装的不是工业废水呢？如果生存环境中没有了基本的诚信基础，我们不难想象会由此派生出多么令人恐怖的焦虑感——时时处处感觉到险象环生。
企业基本上从两方面去影响客户归属感：
一方面是避免使客户在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以及接受企业的某种观点时产生一种顾虑，他可能因此而使自己脱离原有的归属群体，当然，前提是客户不希望脱离。比如，一个青春期的城市少年就不喜欢穿着一些过于“土气”的服装而让同龄人看不起——他或她会担心因此而“脱离”他原有的归属群体；再如，有的人拒绝进行一些“有失身份”的消费活动，其动机与前者如出一辙。
另一方面，与前一方面相反，特定的产品或服务却正好会满足了目标客户对归属感的诉求。再用前面的例子。城市少年喜欢追逐属于与其时代、地区及年龄相关的某种时尚产品或服务，也正是通过消费行为来满足自己对某个特定群体的归属感。那些“上流社会”的人们则热衷于参加一种只对他们这种人开放的服务，如会员制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