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幻莫测的竞争环境中“稻草人”式的组织极其容易被短期利益引入积重难返的歧途。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
共产党曾经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确保精神穹宇在组织活动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本节内统称为“集体分工制”）正是这样一种重要的组织制度。
在集体分工制下，“一切重要问题”，“除紧急情况得由有关首长紧急处理外，均先由党委员会讨论，做出决定。”既然是必须由集体讨论后做出决定，那么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浮出水面：即进行这种所谓的“集体讨论”的规则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精神穹宇的诸要素和上级组织的具体指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各级党委进行“集体讨论”的过程也是实践精神穹宇的过程，也就是共同实践党内主流规则的过程。无论集体讨论的参与者是否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是在遵循这种主流规则，它都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习惯性的看法或行为、言行的禁区等。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对“一切重要问题”的“集体讨论”的过程，那么就只能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行为去实践精神穹宇，并且就会逐渐沦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甚至被权力肆意践踏的摆设。这正是精神穹宇被边缘化和空心化的根源所在。
“皇帝新装”之下的资本灾难
在革命时期，国民党军队多次“进剿”或“围剿”井冈山根据地都以失败告终。这种局面让人想起“豆腐”对“菜刀”发起的进攻。同样，在解放战争的历次对决中，国民党军队还是不堪一击。
然而，正是这样一支“豆腐军”，却在弃暗投明于到共产党麾下之后很快便脱胎换骨，屡建奇功，成为与“原生态”的解放军一样神勇无敌的英雄部队。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是最能准确地说明国共之间的差别、也是最能折射出国共成败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如何能成功地化国民党旧军队的“腐朽”为“神奇”呢？《心路沧桑》在描写国民党第60军被改造为共产党第50军的过程中，将改造的成功归结为两大手段：（通过“诉苦运动”实现）“麻木灵魂的洗涤”和“民主制度的推行”。在成功实现了起义官兵的“麻木灵魂”的大觉醒之后，迅速在起义部队中建立“以士兵委员会为标志的一系列民主制度”和共产党特有的政治工作制度，逐渐将支部建在了连上，形成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战斗的堡垒。
总之，共产党对国民党旧军队成功改造的“秘方”，一是推动官兵的人格觉醒；二是依靠科学合理的组织制度。这两条基本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其他性质的组织——如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风起云涌的企业兼并大潮中绝大部分的失败案例背后都隐藏着对这两条原理的忽视或违背。一些经理无论在公开场合中讲出什么样的动人理念，心中之所想依然是与当年国民党的官僚主义者们如出一辙。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或者说是不屑想和不敢想，在企业兼并的过程中，通过实现员工的某种性质和某种层次的“觉醒”来推动劳资双方的水乳交融。口上讲着一些故弄玄虚和故作开明的关于“文化融合”的言辞，心中却是“地球离开谁也照样转”式的目空一切。
难怪在那些涉及兼并重组的企业中，人们最普遍的情绪基本上都是焦虑和惶恐；而企业最普遍的结局也都是满怀希望地走向更深的绝望境地。
更不用说某些明火执仗地以“资本运作”的投机方式赚取畸形利润的“资本狂人”们了。最应该引起人们警觉的恰恰就是这些不断制造灾难的“资本狂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为自己的并购行为注入正当的和正常的动机，只是以企业的命运为赌注来达到其投机套利的目的。
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德隆系”及其崩溃。
曾经纵横中国资本市场的德隆集团，最早应该追溯到1986年唐氏兄弟等伙同其他几人用仅有的400元钱在乌鲁木齐创办的一家名为“朋友”的公司（该公司以彩色相片冲洗扩印为主业），1992年正式注册成立了“乌鲁木齐德隆实业公司”。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到2004年所控资产达到300亿元。在这数年之间，德隆创造了许多美轮美奂的概念，其中最为知名的有：产业整合、全球并购、资产共享、资产改善、资产创立、资产裂变等等。但稍加留意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貌似高深的概念都在紧紧围绕着一个核心——资产重组。以“产业整合”一词为例。德隆的所谓“产业整合”不过是鱼目混珠地将所能收购到的企业杂乱无章地揽入自己怀中。其目的根本不在于什么整合不整合，而是做成一个表面强大的“企业帝国”（没落的和垂死的“帝国”）作为对外融资的载体，再将融到的资金用于新的收购。
在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扩张“愿景”中，有两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但同时也是德隆极力回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