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科学管理的文化
现在很多管理理念或者管理思想，流行用中国古代的人物和著作来诠释，水煮三国呀，《易经》中的管理智慧呀。的确，在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长河中都留下科学管理的影子。但是泰罗更多地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管理思想家。
在本质上，科学管理是一种做事的理性化态度。从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法律开始，就可以看到这种鲜明的理性精神。现代工商文明的发展和成熟，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生活的全面理性化过程，从政府组织、法律到企业管理等等，都要变得条理化、纪律化，趋于稳定、精确、严格、可预测。合理簿记、资本核算等企业管理的基本工具起源并发展于西方。“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这种精神要贯彻下去，泰罗和他的科学管理就登场了。
中国的古代哲学讲究悟道，实证分析不足。孔夫子说：“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的目标不是做专业人士，不然就和工具一样了。但明代的“戚家军”首领戚继光是个例外。他的《纪效新书》是中国兵书中的异类。传统的中国兵书谈的是阴阳，是谋略，是勇武，是仁义。戚继光则独辟蹊径，做的是管理的基本功，他孜孜不倦钻研的是编制组织、军法军令、武器规格、战术配合等等。他创造的鸳鸯阵是一个诸兵种合成的战术组织，对各种武器的配备、每个人的职责都有严格的规定。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提到，戚继光“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他的部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没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捻珠作为代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这简直和泰罗差不多。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散漫性在文化品格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胡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差不多先生传》，作为中国国民的写照。这位差不多先生总是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他做伙计，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他去坐火车，迟到了两分钟，火车开走了，他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他病重，能找到的医生是个兽医，他也觉得差不多，结果不治身亡。在慢节奏、重经验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差不多”或许是种美德，一到讲究精确和效率的现代工商社会中，问题就大了。
不妨对比一下泰罗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在科学的管理之下，你工厂的每个工人工作中的每一因素迟早都要成为准确的、精密的科学研究和认识的课题，以代替旧的‘我相信是这样’，‘我估计是这样’。每一个动作、每一件小事都成为仔细的科学的调查研究对象”。
推进科学管理的关键要件：科学精神+职业精神
什么是科学管理中的“科学”？科学不仅仅是知识，也不仅仅是技能，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意味着不满足于模糊的概念和经验，而是力求精确、细致、周密、高效，有板有眼，有条有理，有始有终，不断寻求普遍性的规律，不断总结、积累、完善，这是一种基本的做事态度和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不过是科学精神在管理中的贯彻而已。
我们现在管理中面临的很多问题，与科学精神缺失有关。中国的企业家不乏远大的抱负，不乏经邦济世的胸怀，不缺勇气，不缺毅力，也有冒险创新精神，勤奋好学。但是，如果没有理性的分析，没有踏踏实实做好基础管理，从细节抓起，从流程起步，注重积累，远大的抱负就变成浪漫的狂想，经邦济世的胸怀就变成可笑的梦呓，勇气可能就意味着赌博，毅力可能就意味着固执。
科学管理要能大行其道，只有科学精神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人的职业精神。科学管理涉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每一天，如果没有认真、自律、周密、细致、尽责的工作态度，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和过程控制都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或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至少含有一个概念，即视工作为上天所奉的职责。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在细节管理的认真方面，我们确实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张瑞敏曾经说过：如果让一名中国员工和一名日本员工都做擦桌子的工作，要求是每天擦六遍，日本员工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而中国员工，开始他能做到，如果不检查，过几天他会只擦四五遍，后来你不在时他一遍也不擦了。
奠定现代工商文明的根基
现在中国人到国外，感受与以前不同了。以前印象最深的是发达国家的物质文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川流不息的私人轿车，对于八十年代刚刚踏出国门的国人来说，确实是令人震撼并羡慕不已。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至少在沿海地区，中国与国外在物质生活上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上海的摩天大楼比很多国外发达城市都多，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已经位居全球第二，私人轿车的保有量成倍增长，手机用户全球第一，而且比发达国家更加时尚。所有这一切，足以值得我们自豪。问题是居住在现代办公楼、使用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人们是否同时具备现代文明素质，软件与硬件是否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