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又在面临一次巨大的转折，以网络和软件为标志的知识革命时代，将比工业革命时代来得更深远、更猛烈，并将引发思维、观念、行为、商业模式、全球化网络、经济管理、教育变革等一系列巨变，与工业革命撬动世界大格局的影响力也非同日而语，对此我们还知之甚少，缺乏足够的远见和洞察力。
世界被铲平了。这是美国知名作家弗里曼在其最新著作《世界是平的》（TheWorldIsFlat）一书中写下的断言。他认为，在当今世界，将越来越少提及“发达、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而是会越来越多地提及“聪明、更聪明、最聪明的国家”；发达国家对付像中国这样的低收入新兴经济体的唯一战略就是“越来越聪明”而不是“越来越便宜”地工作。科学和技术曾推动了工业革命，今天则在推动服务革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时代越来越具复杂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愈来愈无法预料的不确定世界。
我们曾错过了第三次浪潮所带来的机遇，未曾来得及或有能力在当时作出实质性的回应。而今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站在二十一世纪崭新的平台上，又必须直面全球化和后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在信息技术的驱使下，全球化正如一枚拔地而起的火箭，速度越来越快，冲击越来越大。
科学管理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还未曾构筑起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科学管理体系。信息社会、全球化时代的工业文明更高级、更复杂、竞争更激烈更残酷，更要求精细、透明、规范。全球化是无法阻挡的趋势，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思维变革，没有科学管理的基础，没有清醒务实的智慧，我们就注定无法融入这个扁平化的世界。
世界真的变平了吗？
弗里曼宣称世界已经被网络和新技术碾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他认为抹平的世界就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允许世界各角落的人们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合作或竞争。世界是一个竞技场，国家之间、公司之间、个人之间都存在竞争关系，在过去一些人天生就具有竞争优势，像是站在一个制高点，很容易取胜。然而随着后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这个竞技场，变得越来越平坦，越来越公平。小虾米可以和大鲸鱼平起平坐，一个人也可以和大企业抢生意。
世界真的是平的吗？诚如弗里曼所阐述的，近年来全球确实呈现出一些“扁平”化趋势。比如，在美国，不只是传统产业，不少公司还将会计师、医师、软件工程师、证券分析师、记者等工作外包给了印度和中国，而且还有更多的美国公司准备这么做；Google、雅虎、百度等搜索引擎让世界所有的知识都近在指尖，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查到全世界所有的知识；无线科技与卫星通讯可以让我们在任何地方联络到任何人，地域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戴尔手提电脑可以在得克萨斯设计，采用菲律宾生产的电脑芯片、韩国生产的存储器、台湾地区生产的零部件（键盘、硬盘驱动器、电池等），最后在中国大陆组装而成；从前的企业要发展二十年，才能成为跨国公司，今天创业第二天就跨国的比比皆是；百度李彦宏、搜狐张朝阳、阿里巴巴马云、腾讯马化腾、盛大陈天桥等几个三十多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不靠传统的资历和经验，在一夜之间迅捷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富人物”，受到国际资本大鳄的宠幸。
的确，知识和技术人才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即时收集信息、迅速反应并调整决策和行动方案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提出更高要求。然而弗里曼只是站在如美国一类的强势者角度来俯瞰这个所谓的被碾平的世界。我们不得不看到，当一些新的力量让世界更平坦时，另一些力量却让世界更不平等。强者和弱者，不但是在过去、现在，而且在未来，不平等的趋势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并加剧。也许强者的原先优势让位于现在的弱者，原先的一些障碍、壁垒似乎在消逝，弱者也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分得一杯残羹，然而绝不可忽视的是，新的障碍在出现，而且更难逾越。创新、人才、财富日益向少数“尖峰”地区集中。过去20年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全球化领域的专家诺瑞娜·赫兹博士在其《企业并购现象》一书中指出，世界已被跨国大公司接管，债务正在吞噬贫穷国家。目前全球前100个大经济体中，51个是企业，只有49个是国家。通用和福特公司的营业额比所有非洲国家的GDP总和还要高，比尔·盖茨一个人的净资产相当于美国一半家庭的资产总和。全球最大的6家跨国公司年营业额均在1100亿美元以上，世界上仅有21个国家的GDP超过这个数字。科技和网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但同时创造了新的市场垄断机会，制造了更大的不平坦障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批判全球贸易的新规则，尤其是要求全球采纳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只会使世界更不平坦，并使目前的领先者更具领先优势。
世界当然不是平的。经济全球化确实使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了”，但分配却更不公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上占有先发优势，他们的获益也将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未能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被无情地抛却。经济全球化强化了世界经济的二元结构，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更趋扩大。世界财富向发达国家转移，发达国家越来越富，而发展中国家相对越来越穷。这就是与弗里曼所描述的“扁平化”相反的一种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