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小规模、封闭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存在。清朝末年，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近代工业、技术和经济的影响下，在西方列强外来侵略的压力下，资本主义逐渐在中国产生和发展起来。十九世纪后期，洋务运动促进了官僚资本、官办企业和官督民办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曾有较快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的八年间，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厂矿有470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至少有1.3亿元，超过了过去50年投资的总和。但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机器大工业生产不可能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中国也不可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直接转向资本主义。没有社会化大生产，就形成不了流水线的作业流程，也就形成不了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这些体现工业文明精髓的要素，导致科学管理先天不足，纪律、规范、制度、程序等与现代化相对应的理念远没有深入人心。可以说，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时代，有过辉煌的农业文明，但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没有经历西方工业革命的洗礼，没有经历科学管理的磨练，不曾形成真正的管理科学。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计划经济、“大锅饭”时代，相当长时期内没有把管理作为科学来对待，以至于影响到科学管理和管理科学发展缓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企分开促使了国内管理理论的萌芽，但我们还未来得及思考科学管理这个课题，就面临着企业快速发展、第三次浪潮和后信息时代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企业目前普遍存在管理基础薄弱、管理秩序紊乱、管理效率低下、组织结构刚性、资源浪费严重等诸多问题，难以适应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们看到很多活生生的企业实例，大方向、大决策似乎没大错，但企业却做不强做不久。问题就出在科学管理的基本功，不讲规范，不立制度，不重标准，执行不到位，必然要付出代价。
管理可以飞跃，但不能简单跨越。虽然我们在短时间内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等硬件设施，但如果使用这些现代化硬件设施的人的基本素质和管理水平跟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整个社会就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前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粗放式经营所导致的能源紧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重复性建设，破坏性生产，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对以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一系列的反思：为什么经济的高速增长要以资源的耗竭和浪费为代价？为什么企业规模在快速发展，企业的竞争优势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提升？为什么每年企业数量都在迅猛增长，但跻身于世界一流的企业却少之又少？为什么生产安全事故接连不断，屡禁不止？科学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础，是造就现代工商文明的必然途径。企业要做大做强，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静下心来，戒除浮躁，固本强基，正如陈鸿桥同志提到的要抓紧“补课”，回复到管理的起源，在各行各业大力推动科学管理活动，夯实管理基本功，这才是真正的强企之路。
“管理是一门科学”与“管理是一门艺术”这两个命题并不矛盾。管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科学，这表现在管理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套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管理的艺术性表现在管理的实践性和创造性，要求管理者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管理理论并且通过实践达到预期的效果。
管理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因此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管理水平，通过积累丰富管理经验。管理同时又是一门艺术，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因此绝不能简单照搬和拷贝西方管理理论，必须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中国企业成长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一套适合中国企业的科学管理方法和理论。
企业管理经验与方法需要不断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总结并传承，在“干中学”与“学中干”的过程中反复演练，不断夯实。这本《16节科学管理课》对社会浮躁的根源与管理基本功的缺失进行了深入解剖，其所倡导的管理与职业理念、方法，正是众多人生活、工作与管理第一线实践经验总结的精粹，也是陈鸿桥同志在社会生活、企业管理中的切身感悟与思考。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要善于运用科学管理的理念、工具和方法。中国管理学界目前正迫切需要这种本土化、源于管理实践第一线的思考与研究成果。本书文风朴实，撷英集萃，内涵丰富，切中要害。书中提出来的许多命题，如重修“泰罗制”、科学管理复兴、细节管理、过程控制原理、干中学、积累定律、补课等理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业精神、思维方法都很值得细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 厉以宁
二00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