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新
一 说几句公道话
批评政治，是不容易的事。以严子陵的地位，顶好批评刘秀。可是严先生忙去钓鱼，不肯说话。管夷吾做了宰相，鲍叔牙却肯进直言，可是世间哪有几个人及得管、鲍的交谊。郑国的乡校，东汉的大学，常常议论时政是非。子产受了人家的褒贬，满不在乎，颇见休休有容之度。刘宏却很小气，竟惹起一班名流的反抗风潮。可见说直话的固不易，而爱直言的亦难能。
近代评政，却成了寻常事。或属职业性，多见于报章杂志。或为战斗性，多属于政党政客。如欲提高批评的价值，那就非除去着色眼睛镜不可，还要动机纯洁，无所为而为之。我是一个教书匠，教书和政治很少关系。但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既做了人，又哪能绝口不谈政治。我向来治学之余，亦稍留心政治问题。因为留心，就不免谈谈利弊得失，也好写几句评政之文。记得二十年前在北京，批评过段祺瑞，几乎尝铁窗风味。五年前在江西，批评过熊式辉主席，指出他最大的短处“才有余而德不足”。熊君还能虚心，曾在大庭广众之中，说我是他的诤友。其实我的评政，既不关职业，又不是斗争，我乃素慕东汉郭林宗、许子将之为人，喜欢学他们，对天下事说几句公道话。
